（二）南派小說對通俗文學的繼承與發展
1、對近現代南方通俗小說的繼承與發展
總體來看，南派小說對於近現代南方通俗小說在創作方法、風格、結構及思想傾向上存在繼承與發展，並在這種揚棄中逐漸形成了獨有的風格特點。有關論述在第三章中有具體展開，此處隻做簡略闡述。
首先，從創作方法上看，南派小說將近代南派武俠的浪漫主義與譴責小說的現實主義相結合，以浪漫主義手法記情記物，以現實主義手法寫人寫事，實現了虛與實、幻境與實境的交融。其次，在寫作風格上，南派小說繼承近代社會曆史小說、譴責小說的批判諷刺意味，滑稽小說的風趣幽默，在幽默與驚險、批判與諒解間找到新的平衡點。在結構上，南派小說破除了傳統通俗小說的章回結構與故事模式，將敘述視角由零聚焦向內聚焦轉換，求“玄”求“新”。此外，南派小說更加注重商業性與文學性的結合，重視作品的思想價值及美學價值，在對人性、戰爭題材的處理及對暴力、鬼怪的描寫上，實現了化醜為美，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新的時代美學的內涵。
由此，南派小說實現了對近代通俗小說的繼承，並選擇了與時代相合的發展方向。
2、對神話傳說的繼承與引用
上古神話作為一切文學的源流，以思想觀念或原型的形式滲透於文學作品之中，小說創作因以情節、人物見長，更成為其中與神話傳說聯結密切的部分。而這之中，通俗小說因其娛樂性、大眾性與商業性，往往趨於求新求奇，因而對神話傳說的借用與再創造比之慣於引借史料的純文學小說更加頻繁。
南派小說承襲傳統通俗小說這一特質，借“盜墓”題材之便，經由奇而不詭的情節，尋找到上古神話與現代故事背景的契合點，以故事敘述者的想象力對傳說故事進行二次創作，既避免了對情節背景的憑空捏造，又不減其驚疑玄妙色彩。
以《盜墓筆記》為例其五《蛇沼鬼城》有周穆王西行昆侖求長生於王母，此即所謂“王母清歌玉琯悲，瑤台應有再來期[6]”，所用為周穆王西征昆侖相悅於王母的傳說故事；其三《秦嶺神樹》有厙國奉雙首人麵蛇為神，鑄青銅巨樹以血祭祈願，原型便是“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7]”的延維及以其為信仰的蛇國；所涉黃腸題湊[8]、金絲木雙鳳雕子棺[9]、懸棺洞葬等葬式，在《葬經》中皆有涉及；所見雞冠蛇[10]、燭九陰、黑飛子等異獸，則在《山海經》中皆見原型。
比之前代的市人、話本小說，南派小說對於傳說故事不再進行大刀闊斧的加工變形，其態度更加趨近於純文學作品對史料的引用。從資料圖文上得來的神話已多少失了古時坊間說書烹茶時的韻道，雖談不上生硬，卻不免失之靈動了。但在另一種層麵上，南派小說這一杜絕生造、言有所依的嚴謹精神，也恰是通俗大眾文學向雅、向上發展的體現，是為“學者派”所肯定且適應年青一代更高文化閱讀要求而作出的改變。
3、對自由主義作家創作的繼承與發展
南派小說堂會以“想象力極限”為經，“全新自由寫作模式”為緯進行創作活動。此所謂“全新自由寫作”，我見，便是相對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自由主義作家創作模式而言。
自由主義文學涵括了現當代多個流派的創作，其中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胡適影響之下的“新月派”文學，帶有周作人“閒適”、“興味”的“語絲”文學及“京派”文學，從左翼中分化出的“自由人”及“第三種人”的文學，“海派”中堅持文藝自由的部分都市文學，以及其他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且遊離於主流文學流派之外的作家文學。
自由主義作家崇尚文學的獨立性，疏遠政治生活、功利傾向，高揚“自由”、“個性”，將文學與美學並舉。在當時，該創作方法或被認為“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11]”而打上反革命的烙印；或被標榜過甚，而成為一種“純粹文學尺度”。此兩種評論觀點或有失偏駁，或矯枉過正，但也在一定程度反應出自由主義文學的先鋒性及其弊病。
“全新自由主義寫作模式”便是在立誌承其“自由”、“個性”旗幟，強調文學獨立性的同時，與新世紀的時代、文化環境達成諒解，不剝離文學作品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所應有的社會性，在理性審視之下推崇自由與個性，尋求其美學價值。
此外，南派小說所言“自由主義寫作”，還應有“題材解放”與“構思自由”之意。自南派小說堂會成立以來，《怒江之戰》、《下南洋》及《大漠蒼狼》等作品在題材上雖不儘相同，卻實際並未跳脫出《盜墓筆記》“上下兩代”、“陰山詭水”的冒險模式；構思上多倒“u”型結構，將平凡人置於生死險境之中，而又以回歸平凡告終。若不能迅速掙脫這種題材與結構上的局限，在現代網絡媒體急速更新換代的步伐下，南派小說也將僅僅作為一顆暗星，曇花一現而已。
所幸，南派小說未被熱議一時的“盜墓時代”的光華蒙蔽雙眼，在數年之間，它便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並由實際創作行動步步踐行著它求玄求新、推崇個性的全新的寫作模式。此後，從《驚奇物語》到《世界》，南派小說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熟。
承前人之道業，南派小說作為21世紀新興通俗小說，正以其“自由”、“新奇”為旗幟，掀起一陣席卷通俗文學、甚至是整個文學界的狂潮，並隨後廣及出版業、影視業、娛樂業及旅遊業，最終形成了以南派小說相關ip[12]為核心的“盜墓筆記現象[13]”。這一狂潮的出現與其本身風格特點固然密不可分，但其最大助力卻因是青少年讀者求新求異的期待視野。傳統通俗小說之題材、結構及模式無法滿足快節奏更新的娛樂生活，大眾及媒體於是隨之向更具時代性與商業價值的通俗小說新領域轉向，南派小說不過恰逢其會。
南派小說是新一代人的通俗文學，又並非僅僅是新一代人的文學，它與同類彆新題材小說的繁榮興盛所展現出的，是我國通俗文學一脈相承的故事性、浪漫性及生命力，體現了雅俗文化在新世紀尋找到的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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