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貿生涯！
新的一年來到，張遂昌準備今年“大戰”李光宇，即使不服，但起碼要做出一份檢查，就算不做書麵檢查，也要有口頭表示，服個軟。可我打從認識他那天起，就看不起他這個人，“好好跟他學，等你學會了就讓你管玉器廠，讓他管東壩”，這是我認識他時，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也是我離開翠鑽組後的第一位直接領導人教導我的第一句話。最後的結果真是應了那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想讓我玩完，沒地方安排，把我調去管東壩了，但沒想到我的道行更高，管東壩也管出了那麼大彩兒來。他失落了，心有不甘，還想著繼續“戰爭”下去，但1月8日周總理逝世、四五事件、6月30日朱老總離去、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永遠離開了我們、十月春雷等一係列事件打亂了張遂昌想要繼續“戰爭”的步伐。結果是，來年他被調離玉石科，到金飾科任科長去了。
在單位裡麵與領導的鬥爭是永遠不會取得勝利的。隨著新的一年開始，批判會雖然開不起來，但大家的心裡勁兒都從暗處轉到了明處，活兒乾到這個份上，也就沒多大意思了，與東壩的同誌琢磨新樣品時，他們都會下意識問一句“和他說了嗎？彆又費力不討好!”我說道“他什麼也不懂，說了又如何？”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下，我漸漸地萌生退意，由於性格使然，又不可能放棄工作，上級領導那麼欣賞我，同誌們又是那麼信服我，真是舉步維艱！就在此時，我人生中的第二位“貴人”出現了，他的出現改變了我的今後。
這位“貴人”名叫徐貴，我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去廣州時，就是和他一起坐的火車。他此時是銀飾科領導下的一個獨立的業務組長，這個業務組叫作機製組，主要負責銷售北京證章廠、上海徽章廠、南京金屬工藝品廠等製造的機壓產品，主要是一些像紀念章一樣的東西。一般的紀念章是塗漆，好一點的紀念章塗的是樹脂，更好的則燒的是景泰藍的藍料。這個機製組雖然歸銀飾科管理，但業務上卻是獨樹一幟，是科內的獨立組。
後來東壩的業務轉向了，在大批人員轉到磨玉的同時，有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在農村發展了銀藍和景泰藍工藝的首飾配件，如元珠、各種異形珠等。但當時東壩沒有銷售任務，這些東西生產出來後，由誰銷售就成了問題，我在組織花串生產時用了一部分，但我的花串也不能以銅材質為主呀！後來經理協調，就由老徐的機製組配合銷售，但這已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老徐的機製組裡，有以大學畢業生為主的業務組、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商品員、還有人數不等的下廠員，經過兩年的經營，它從簡單地銷售紀念章、小瓶形掛墜到可以做一些手鐲、項墜等商品，同時還培養了自己的客戶，眼看著這個組已逐步獨立完成出口任務。兩年來，我經常和他們組一起拚車從東壩往公司拉貨，在車上聊著各自的業務，相談甚歡，非常投緣。時至今年的6、7月份，在一次從東壩往公司拉貨的路上，老徐對我說“聽說了你們玉石科那點事，你要是乾著不舒心就到我們這兒來吧！我們這兒新人多，都往業務那邊湊，可貨源這一塊就沒有個上心的人，也沒有人知道該怎麼搞。這些年你搞貨源的能力，在全公司都是有目共睹的，到我這來，儘情搞你的貨源，省的跟他慪氣！”聽了老徐的話，我猶如在三伏天裡喝了一杯冰涼的鹽汽水一樣解氣，連忙說道“那可就太好了！您看我什麼時候過去？”老徐說“看把你急的，咱們公司的人員調動工作可比業務難多了。我這裡要你肯定沒問題，但我們歸銀飾科黨支部管理，得把這層關係打通，另外玉石科那邊也得先下個毛毛雨，讓他們的書記和‘那位’都同意你走，你才能有動作。你在動作之前，要先找到趙經理和蘇經理，爭取到他們的理解，然後再打書麵報告給管人事的黨委副書記，等到銀飾科書記在征求我的意見時，我再簽字。”聽完老徐的話，我不禁說道“我是一塊什麼材料呀！值得這麼大動乾戈！”通過老徐的談話，我了解到一些公司人員流動的關鍵，我心想，玉石科的老左和張遂昌要是犯壞，以工作需要為名不放我走，那可就是最惡心的事了。雖然想走，但在沒提出這個想法之前，我在工作中不能有任何變化。我感覺非常為難，繼續好好乾，怕到時候人家不放我走，不好好乾又不是我的秉性，父親曾經教導我“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不願讓人戳我脊梁骨。到底在什麼時間向玉石科的領導提出請調的事情，我一直猶猶豫豫，一籌莫展，但手裡的活又不能偷懶，再加上天災人禍，一來二去這事就耽誤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