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臘八粥，喝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在小年這天，李存舉辦了虎賁軍首屆科舉。
雖然李存不留餘力的宣傳，甚至就差直說，隻要是來參加這期科舉，肯定就能有用武之地，可最後總共也隻有九十九個舉子來應考。
這人數其實看著也不少，但實際上，九成都是周讚、吳方、鄭南和胡圖這樣略知書史粗通文墨的市井文人。
這樣的文人在人才濟濟的趙宋那裡，肯定是連科舉的門朝哪個方向開的都不知道。
而剩下的那一成人，準確的說，剩下的那九個人，差不多都是寒門子弟。
其中還有幾個是寒門走出去的太學生。
見此，並不願意外戚一家獨大的李存，不由得暗暗鬆了一口氣。
其實這一切都在李存的意料之中。
趙匡胤是通過兵變奪權起家，因此他生平最擔心的事情莫過於彆人會以他為榜樣，奪取他老趙家的江山。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趙匡胤設立了一套多部門相互製衡的製度，從而降低權力過度集中在個人手中的風險。
比如，北宋最高軍事領導部門是樞密院，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是“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前者有調兵之權，卻不能直接掌管軍隊；後者掌管軍隊，卻無調兵之權。通過“兵”與“權”的分離，基本杜絕了武將集團擁兵自重的可能性。
類似的相互製衡體製在整個北宋官僚體係中隨處可見，並不僅僅局限於軍隊中。
趙匡胤的這個辦法對強化中央集權自然有好處，可也隨之產生了兩個新問題。
一是官僚係統變得非常龐大，因為原本一個部門可以搞定的事情現在為了分權需要多個部門分工處理；
二是各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的情況時常發生，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北宋冗官問題產生的根源便在於此。
不過話又說回來，後來的明朝、清朝也基本沿用了北宋這套多部門相互製衡的製度，可是冗官問題卻遠沒有北宋這麼嚴重。
由此可見，製度設計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事實上，真正造成北宋冗官問題日趨嚴重的另有原因。
到了宋仁宗趙禎執政時期，趙宋王朝解決冗官問題已經到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趙禎請來幾位重臣商議解決之道，時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範仲淹用六個字直指要害。
這六個字就是“明黜陟、抑僥幸”。
“明黜陟”指的是當時北宋官員的升遷製度。
宋朝皇帝為了籠絡士人的心，給出了非常寬泛的升官標準。即，文官三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隻要期間不犯錯就可以官升一級。也就是說，考核官員晉升的條件不是看誰更優秀，而是看誰更少出錯。
誰都知道，做事情就有可能出錯，不做事情則絕不可能出錯。於是趙宋的官場就變得越來越佛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了絕大多數官員的處世之道。
範仲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改革晉升製度，將官員執政期間的政績納入考核標準。同時還完善獎懲條例，過去不犯錯就能得到晉升，但現在不作為便是錯，雖然不會因此被罷官，但卻會被調任到閒職部門，從此與權力無緣。
“抑僥幸”是指改革北宋近乎泛濫的恩蔭製度。
從趙禎的父親宋真宗趙恒時代開始，北宋官員就對每年的南郊大禮，以及萬壽節皇帝生日）充滿期待。
因為這兩天皇帝要向臣子們廣施恩澤，從兩府大臣到各路提點刑獄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請恩蔭名額。
比如某位翰林學士每年可以恩蔭一位子侄當官，數十年下來，光這位翰林學士一人就可以帶出幾十個新官。
這樣的官場生態顯然是極不健康的。
北宋冗官現象越來越嚴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於此。
範仲淹提出的“抑僥幸”正是要抑製這種極不合理的“僥幸”。
範仲淹提議兩府並兩省官遇大禮隻允許恩蔭一個親生兒子充任京官，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子侄都可以恩蔭；各路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到任二年後才可以申請恩蔭。
範仲淹提出的“明黜陟、抑僥幸”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冗官愈發嚴重的問題。
可也因此，範仲淹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團。
結果，由範仲淹主持推行的“慶曆新政”在運行了一年零四個月後就宣告失敗。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改革派大臣也紛紛被排擠出了朝廷。
由此可見，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帝王支持，再有能力的官員，也無法撼動既得利益集團。
而到了趙佶這一朝，冗官和任人唯親的問題差不多已經達到了巔峰，寒門子弟要想出人頭地，更加艱難。
而且，趙佶還大興太學，搞得一年就有三四千個太學生誕生。
這就使得寒門子弟，在這狼多肉少的惡劣環境下，更加難以出頭了。
所以，李存才一直很有信心，自己搞科舉，肯定能招攬到一些渴望出人頭地的寒門子弟。
事實證明，李存是對的。
雖然目前還很少，但至少已經有膽大的寒門子弟來投李存了。
這就堅定了李存信心。
李存相信，隻要自己能擋住幾波宋軍的攻擊，給這些寒門子弟看到自己能成大事的希望，肯定會有更多的寒門子弟，甚至是豪門子弟來投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