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的解釋，彌合了禮運篇的矛盾，讓群臣連連點頭，認為這個解釋很順暢。
就連劉宗周，雖然認為皇帝的解釋有私心、有不夠圓融的地方。但也同樣認為這個解釋，要比之前強得多。
禮運這篇文章，也能從之前的尷尬境地解脫出來，重新被儒者研讀。
不過，這篇文章的解讀，仍舊是存在風險的。因為一定會有士子被古人注釋所影響，把天下為公解釋為禪讓製。
朱由檢為何要冒著風險，以這篇文章為宣言呢？
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儒家發展到現在，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惟有把當前的小儒，轉向大同之儒。才能讓儒生不沉迷於繁雜的禮儀和典章，而是向大同之世邁進——
按照後世的說法，就是向理想和目標而努力。而不是沒有追求，逐漸變得庸俗。
這是關係士風、甚至整個社會風氣的大問題。
朱由檢想通過重塑理想，讓大明擁有漢唐那樣的昂揚氣質，重塑社會風氣。
而不是讓儒生越來越庸俗化，劉宗周這樣的人越來越少。
同時，朝堂上的政策，也會在大同之世的指引下，有明確的目標。
在這樣一個目標下，凡是朱由檢認為應該改變的，都能說大同之世不應該這樣。然後加以修改，用更好的辦法代替。
而非像之前那樣，每一個政策都要和群臣解釋很久，才能在各種手段下，勉強獲得通過。
臣子在有了明確的目標後，也能知道向哪個方向努力。
不過，現在的臣子，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大多覺得，皇帝對大同之世的解釋，猶如水中望月。似乎能夠看到，其實卻可望不可即。
連孔子都是在七十歲時才達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被皇帝認為擁有了大同之世的道德境界，其他不如孔子的人，又怎麼可能達到呢？
孟子、朱子都不見得有這個道德境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更彆說大同之世是對全天下人的要求，幾乎不可能實現。
所以大同之世，根本是個幻想。
這讓一些人之前對公有製的擔心，此時也放下了。因為不管公有製怎麼樣，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他們卻沒想到，朱由檢解釋了關係後，立刻向眾人道：
“大同之世，是三代之治，是堯舜之治。”
“以後大明君臣，都當向大同之世而努力。”
定下這個目標後，朱由檢還把更具體的目標，向群臣道了出來：
“但是我們也不能好高騖遠，妄想一步邁進大同。”
“劉先生，你來說一下，如何建成小康之世？”
劉宗周思索一番，說道：
“《禮運》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
“《史記》說成王周公之後，康王即位，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臣以為小康之世，莫過於此。應當像周公那樣製定禮樂教化民眾，如此可天下大治。”
對此若有所思，朱由檢道：
“刑措四十年不用，如果再進一步，那就是不需要明文禮法的大同之世了。”
“看來小康之世的最後階段，可以稱為成康之世。”
“我們就以成康之世為目標，重製大明禮樂。”
群臣聽到之後，都是吃驚不已。萬萬沒想到皇帝在說了一番經書後，提出個建設成康之世。還要以這個為目標，重製大明禮樂。
這讓他們覺得，皇帝是不是頭腦發熱，竟然在經筵上，定下這麼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