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李延良一行軍事參謀人員抵達靜海縣今天津靜海區）後，遂與秦軍運糧車隊分彆。
在縣城稍事休整一晚後，次日租了兩輛馬車，奔天津府而去。
當日下午4時，幾輛馬車進抵天津城郊外，便被無數的饑民給堵在了路上。
約莫有三五萬人，密密麻麻，蜂擁朝東邊的碼頭奔去。他們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幾無蔽體，很多人已是餓得虛弱至極，連走幾步路都要氣喘半天。老人、兒童和孕婦全部擠在一起，飽受疲憊和饑餓之苦。
“什麼情況？”甘長勝見趕車的老漢回轉過來，連忙問道。
“回齊國將爺的話。”那名車把式恭敬地應道：“都是城裡跑出來的饑民，聽到碼頭有大船抵達，便都一股腦地向那邊跑去。”
“是你們大秦朝廷運來了糧食嗎？”
“雖然朝鮮戰事停了，但偽明的戰船還時不時地四處遊蕩，朝廷的運糧船哪敢走海路過來，怕不是要被人家給擒獲了！”那名車把式搖頭說道：“應該是你們齊國的移民船，或者是南洋幾個藩國的移民船。嘿，還彆說，這些移民船來了，一般都會裝些糧食過來，在碼頭支幾口大鍋，熬煮些粥米，再烙些大餅，隻要有上船跟著出海的，每人都能給管飽。”
“哦，看見這些移民船過來了，你們秦國官府也不管？”甘長勝笑著問道。
“咋管嘞？”車把式牽著馬，將馬車朝路邊移了移，免得阻了那些奔行的饑民道路，“以前沒災荒的時候，官府還能將那些移民船拒之海外，不讓它們靠岸，以防他們掠我大秦百姓。可去年到現在這波災情，官府手裡沒糧食，又能怎麼辦？總不至於眼睜睜地看著百姓都餓死吧？依著我說呀，官府巴不得讓這些集聚的數萬災民乘船出海，免得把人餓極了，生出些許事端！”
“瞧瞧你們大秦的朝廷，真是扯淡！鬨個災荒都這般應對遲緩，巴巴地看著治下百姓四處逃難。”甘長勝不無嘲諷地說道：“乾脆都彆當大秦子民了，跟著我齊國的移民船，去我齊國吃香的喝辣的！”
“嘿，那感情好！”那個車把式小心地四下看了看，隨即轉過頭來，陪著笑說道：“要不是我家裡老的老，小的小，心底裡還有幾分故土難離念頭，說不定也趁著官府放鬆管製的時候，坐船到你們齊國發財去了！”
這些齊國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
不過，誰讓人家有錢呢？
哪像我大秦，雖然幅員萬裡，人口億萬，但還真沒人家齊國富裕。
像他們這些“丘八”，據說一個月的餉銀就是好幾十塊銀元，彆說秒殺我大秦新軍官兵的薪俸，就是縣裡頭的老爺都沒他們高！
另外，你看他們吃的、喝的、用的，哪樣不是“精致異常”。這災荒年景，我大秦百姓數十上百萬人衣食無著，可他們還天天尋摸著吃肉。飯後，還要喝茶，或者飲用那些味道怪怪的東西。
在我大秦百姓視為稀罕東西的蔗糖，人家就像吃鹽一般，兜裡隨時都能掏出一把。
你說，都是同樣的華夏族裔，齊國咋會變得那般富庶呢？
難道真的像人家說的那樣，是我大秦朝廷太“扯淡”，不舍得給我們小老百姓花錢？
其實吧，若是與曆朝曆代相比的話，最舍得給老百姓花錢的朝代，還真的屬我大秦朝廷！
雖然大秦取代前明，許多政治製度和治理手段也沿襲前朝，但大秦的底色卻比明朝強出一頭。就以朝廷的財政收入來看，“歲入五千萬兩”，都是遠超曆朝曆代的。
根據各種詳細資料顯示，明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僅為300萬兩白銀，不過，這隻是單從貨幣上來講，因為明朝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以納糧的形式進行征收的。如果把這些糧食也兌換成貨幣來計算的話，明朝每年財政收入大概在2000萬兩左右，最高一年是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總收入達2295.3萬兩。
然而，哪怕是這最高一年的收入，跟大秦時期的年平均收入比起來，也相差甚遠。
何也？
受齊國的多重影響，大秦繁盛的海外貿易，國內逐步興起的工商業，再加上自身人口規模的增加意味著“納稅人”的增多，都使得朝廷財政收入較前明時期，有大幅增長。
據大秦戶部統計，乾元四十年1722年），在政府財政收入中，5060左右來自於工商業，僅政府從進出口貿易中抽取的關稅就占到了財政收入的15以上。
非農產業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內、國際貿易才是大秦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
另外一點，大秦的稅收來源也比明朝較多。秦國的稅收不同於曆朝曆代，除了對田地、工商征收賦稅外明朝的商稅征收就是一個笑話），還在關稅、鹽稅、奢侈品進口稅主要是來自齊國的玻璃、鐘表、象牙、珍珠、玉器、珍貴木材等）等方麵上進行苛收。
粗略估算，大秦光人口就比前明萬曆時期的要多萬曆時期人口約為1.21.3億），人一多所食的鹽就多，鹽稅也就多了。再加上其他名目上的稅收，以及納稅人增加，導致稅收大量增加。
還有一個隱藏的原因，那就是這個時期大秦的通貨膨脹較明朝嚴重多。此時的國庫收入雖然高，可是商品價格也高，大秦的米、布、日常用品等等價格一直在上漲，國庫的錢雖多，可購買力並沒有隨之大幅增加，呈現出了稍稍“虛胖”的樣子。
尤其秦齊之間巨大的貿易往來規模，使得大量的白銀流入秦國，相當於是間接地輸入了通貨膨脹，這就造成白銀的實際購買力在呈緩慢而堅定地下降。
朝廷有錢了，自然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起來。
除了發展武備，開疆擴土，以消除北方和西北邊患外，那就是埋頭理政，夯實國內統治基礎。驛道、鐵路、碼頭、治河、修堤，興建農田水利……，大秦每年都會為此投入數百上千萬兩白銀，積極改善國內各項基礎設施條件。
另外，對於災荒年景的賑濟和救助，朝廷也並非像“某些人”所說的那般扯淡。
好歹都是大秦子民，更是關係到統治基礎的穩定，作為一個皇帝，如何會在災荒時期，不加任何賑濟，而任其自生自滅？
不要忘了，包括齊國、北明，以及眾多南洋漢人小國於旁窺視，無不挖空心思要“拐帶掠取”我天朝子民。若是朝廷方麵，在麵對災荒時毫無作為，豈不是為“外人”所趁？
更讓大秦朝廷引以為忌的是，前明的崩潰，就是災民四起，流民荼蘼天下，繼而才有大秦太祖孫可望於野趁勢奮起，從而以秦代明，建朔立基，成就大秦王朝。
早在孫可望還為秦王輔政時期，就參照了齊國的防災救助模式，製定了一係列細致的“荒政”之製，即救災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