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新命記！
彆人不知道楊振問安應昌的話是什麼意思，其中有什麼特彆的意圖或者原因，可是楊振自己心裡，卻是十分清楚的。
通過與這個安應昌最後的一番對話，楊振十分確信，安應昌不是一個人，他的背後有一幫子人。
這一幫子人都是與當今掌握李氏朝鮮權力的當權者不同路的。
因為楊振刻意詢問的每一個人，都是李氏朝鮮在這個時期以及稍後幾年之中出了名的謀逆者。
沈器遠是如此，安五倫是如此，安益信同樣是如此。
安應昌的名字，楊振沒有聽說過，但是楊振張口詢問道的三個名字，楊振卻全都知道。
如此一來，楊振對這個安應昌所說的話自然心裡也就有數了。
而他也正猶豫著如何處置這批堅守到最後開門投效的朝人守軍呢，此時自然不必猶豫了。
當天晚上，楊振命令火槍營各哨，帶著槍炮彈藥，駐紮到了鼎足山城內，一邊防範江華城的朝軍來襲，一邊看管在鼎足山城內俘虜的五百餘朝人守軍。
與此同時，楊振也命令仇必先率隊，帶著幾門衝天炮，前去占領了早已人去台空的摩尼山烽火墩台。
命仇震海率領船隊，駐泊在鼎足山城下的海灣裡，防範可能來自海上的意外襲擊。
而他自己，則帶著張臣、安應昌以及自己的幾個侍從，入住到了鼎足山城一隅的傳燈寺裡。
傳燈寺的亭台樓閣規模不大，但勝在曆史厚重，環境清幽，清一色歇山頂式木石建築，十分賞心悅目。
六月初的夏夜裡，楊振反客為主，簡單宴請了安應昌之後，就在張臣、安應昌等人陪同下一邊散步，一邊詳細詢問李氏朝鮮的內情。
而已經向楊振表明立場，同時也被楊振先前的問話給震撼到了的安應昌，終於毫無保留地向楊振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各種情況。
而楊振結合自己在後世對明清鼎革之際李氏朝鮮情況的一些了解，相互印證之下，很快便了解了李氏朝鮮眼下的局勢，尤其是李倧在丙子胡亂後的轉變及其一係列後果。
事實上，楊振對明末李氏朝鮮的情況雖然有點隔膜，但是他對李倧——這個李氏朝鮮的所謂仁祖大王的情況，還是有所了解的。
包括這個所謂的仁祖大王在位時期的主要人物和一些大的事件，也略有所知。
李倧是依靠宮變上台的，而那場宮變史稱“癸亥反正”，也叫“仁祖反正”。
說的是天啟三年，李倧在一幫大臣、權貴和儒生，針對當時的李氏朝鮮國王李琿所發動的一場奪位行動。
那場宮變成功以後，李倧順利上位，而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琿下台。
其親信寵臣被殺，其本人被生石灰燒瞎雙眼流放到了海外，先是囚禁到了江華島上，丙子胡亂以後，又被轉移到了濟州島上關押，直到病死。
這個李琿，就是史書上所稱的那個各種倒行逆施的光海君。
而在這場仁祖反正當中，李倧及其擁立者們所打出的旗號，或者說給李琿定的罪名，就是李琿無道，不僅殺兄殺弟，寵信奸佞，而且私通建虜，叛離大明。
正是在這個旗號下麵，李倧彙聚起了大批朝鮮中下層文武官員和在野的儒生，贏得了朝野輿論的支持，贏得軍心民心，最後也贏得了大明的諒解與冊封。
而李倧上台之初，也的確心向大明，比較配合當時大明朝“聯鮮製奴”的戰略，一方麵堅決執行對後金的貿易封鎖政策，另一方麵也大力資助東江鎮兵馬的糧草餉械。
這也是李倧在上位以後過得比較順風順水的幾年。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黃台吉繼承後金國的汗位以後，後金國對李氏朝鮮的政策發生了變化。
於是，很快就出現了天啟七年的丁卯胡亂，即公元一六二七年的後金入侵。
麵對後金八旗軍的進犯，李氏朝鮮根本不是對手，於是李倧在投降派、主和派的支持下，被迫與後金達成了和議。
和議達成以後，李倧不僅將自己的弟弟送去盛京作了人質，而且如約開了雙方的互市，同時每年定期向後金國納貢，繳納糧餉歲幣。
這麼以來，當初支持李倧反正上位的朝臣儒士們開始出現分化，在麵對後金國的問題上，漸漸形成了主和派與斥和派兩個陣營。
滿韃子偽帝黃台吉親征朝鮮之前，也就是史稱的丙子胡亂以前，在李氏朝鮮的小朝廷上，親明的力量一直占據優勢，對虜斥和派掌握權力。
整個李氏朝鮮，在對待後金國的問題上基本上是陽奉陰違，明著不敢反抗，但實際上仍然心向大明，並沒有解除與大明朝的宗藩關係。
崇禎九年的時候，黃台吉征服了察哈爾殘餘的部落，得到了林丹汗遺留的元朝玉璽，所以想稱帝，就叫人到朝鮮去，讓朝鮮的君臣上表勸進並稱臣。
結果，自認小中華的李氏朝鮮君臣們聞訊大怒，不僅堅決不上表勸進，而且一致怒斥黃台吉派來的使者，痛罵後金國是女真胡虜，根本沒有資格稱帝，聲言朝鮮決不會向胡虜稱臣。
等到黃台吉改國號稱帝之後，李氏朝鮮果然堅決不派朝賀使臣，不向黃台吉稱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