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什麼宣德皇帝想要再次派人下西洋的時候，文官們會如此激烈反對的主要原因。
在大明的製度下，科舉是其它階層跨越仕族階層的唯一出路。
然而就算是在萬馬千軍中廝殺出來的科舉文臣，實際上也與大明國朝真正與國同休的勳貴階層有著本質上的區彆。
關鍵就在於：“凡爵非社稷軍功不得封，封號非特旨不得予”。
這是太祖為了優待軍人，保持部隊戰鬥力的政策。
然而也正是因為爵位製度的存在，把大明王朝的文武天然割裂為兩個陣營。
在永樂後期，大明進入了相對平穩的時期。
周邊能打的都打的差不多了，所謂鳥儘弓藏，以武立身的勳貴集團也開始集體享受生活。
此時，跨越階層上位的文官集團漸漸坐大。
到宣德時期，跨越仕族階層的文官集團已經初步有了與勳貴集團叫板的實力。
於是便有了初步的交鋒，阻止以皇權為首的勳貴集團下海獲利，就是文官集團對勳貴集團開的第一槍。
此時的文官集團都是以“理學”為根基，在科舉大潮中廝殺出來的佼佼者，他們的武器自然就是“理學”。
所以在這一時期，大明的“理學”思潮被進一步固化起來。
文官集團也逐漸壓製住了勳貴集團。
而後‘大明戰神朱祁鎮’的登場，則是得以讓文官集團用一場‘土木堡之變’，把大明勳貴階層的精英全體葬送。
使得文官集團在與勳貴階層的戰鬥中取得了完勝，皇權就此被徹底壓製。
其實把‘土木堡之變’完全歸於朱祁鎮一人的過錯，並不公平。
要知道朱祁鎮幼年繼位，誠孝張皇後雖然不垂簾聽政但她攝政。
此時的大明軍國大事也基本由她一言而決。
然而她受‘理學’思想影響嚴重，牢記後宮不得乾政的祖訓。
製定以不破壞祖宗之法為前題，將一切不急的事務全部廢止，時時勉勵皇帝向前人學習，並委任得力的輔佐大臣的策略。
將軍國大事委任給五位大臣，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和英國公張輔及禮部尚書胡濙。
在誠孝張皇後的縱容下，文官集團第一次嘗到了淩駕於皇權之上的甜頭。
“三楊”對幼年皇帝的過度管製之下，使得君臣漸漸離心離德。
這也就為日後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隱患。
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誠孝張皇後薨逝，文官集團的靠山轟然倒塌。
年輕的正統皇帝，也開始回收皇權，此時他對文官集團徹底失望，勳貴集團的代表張輔又因年紀老邁選擇了中立。
於是正統皇帝隻能扶持親近的宦官王振與文官集團爭鬥。
‘土木堡之變’表麵上是王振的慫恿，但實則是朱祁鎮企圖用一場驚天動地的赫赫武功，來扭轉自己受製於文官集團的窘境。
隻可惜，正統皇帝高估了自己，最終成為了一名受人唾棄的“瓦剌留學生。”
其實隻要仔細查看一下萬曆皇帝與正統皇帝的經曆就會發現，兩人前半生驚人的相似。
萬曆皇帝顯然是汲取了正統皇帝的失敗經驗，所以沒有將目光看向宦官群體，也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因為繼“三楊”之後的張居正，顯然也吸取“三楊”的寶貴經驗，將萬曆皇帝的身邊最親近的太監馮保拉攏了過來。
從而避免了第二個王振的出現，否則朝鮮戰爭，或將成為另一個‘土木堡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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