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彆忘了，如今國師可是不太待見程朱理學的。”
另一名士子則歎口氣說道“恐怕，這是真的準備動手了，畢竟，科舉的內容雖然不說關乎社稷存亡，但也關乎萬民福祉，朝廷肯定是有想法才會動手的。”
聽到這話，眾人更顯沉默。
薑星火也沉默。
經過漫長的輪回，他其實已經用親身經曆印證了一個觀點。
——這個世界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
雖然朝廷在很多時候，確實會深思熟慮（效率低下的拖延決策）後才做出政策實施，但實際上，你說這些政策經過了多麼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設計規劃，那也未必，很多都是拍腦袋想出來的。
之所以經典的施政案例那麼經典，是因為出彩的就這麼幾個，剩下的都是搞砸了沒人能從史書上知道的。
而對於薑星火來說，變法當然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但變法是如此的龐雜，有如此之多看起來都“很重要”的領域在同步推進，那麼對於單獨某一個領域的規劃，其實思慮也不是那麼全麵，尤其是很多連帶性的後果，並非是事先可以預測的。
換句話說，尊荀導致漢儒思想複興，薑星火是有這個規劃的，這也是為什麼他讓孔希路、高遜誌和曹端，分彆負責《王製》托古改製、梳理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經史分流這些事情，除了這些原本的目的，還有就是這些事情都是屬於漢儒學術範疇內的。
但薑星火也沒想過，因為太學之會的勝利，再加上甲申科科舉重點考了《荀子》，會讓朝野間，出現這種激進輿論。
“果然，所謂的‘保守派’，就是嫌棄‘激進派’太過於保守的那一撥人。”
薑星火在內心深處，由衷地發出了感歎。
至少說心裡話，薑星火也隻是打算複興一下漢儒，並且給實學的源頭梳理清楚而已，並沒有打算把學術界倒退回經學時代。
這時候，他就不得不出來說幾句了。
薑星火輕咳了一聲，說道“我倒是覺得這漢儒與宋儒的劃分有些偏頗，漢儒不但通經致用，也傳承孔孟之學，所謂漢儒與宋儒，區彆之處更多的在於漢儒研究經學，因此多喜微言大義，而人性之論，漢儒依然淵源於孟子，朝廷尊重荀子不假，但也未見得就要徹底否定孟子；朝廷想要複興漢儒思想不假，但同樣也不是說就要把宋儒一並埋入土裡，要真是如此，豈不是天下大亂了？”
薑星火這話，自然是真正意義上的有一說一，屬於很公正的說法了，不偏不倚，因此，眾人都覺得客觀。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變法雖然要有變革，但變革不是讓你走極端，做事情總要循序漸進的來，對於思想界來說，程朱理學占據統治地位這麼多年了，下個政令變了容易，那拿什麼來承接？怎麼麵對無數讀書人的反噬？總該是一步一步進行的。
薑星火已經實現了變法在思想方麵被世人所認可，接下來，就是把新學思想慢慢推廣開來，同時用心學來分流理學，如此一來，經過十幾年、幾十年的潛移默化，理學的主導地位，自然就被調換下來了，這才叫水到渠成。
沒挖好引流渠就直接炸大壩，這不叫整狠活，這叫找死。
“那依您看來，現在《明報》上講的這些大儒刊登的‘經史分流’之類的觀點，是什麼意思呢？”
方姓士子很認真地請教薑星火。
薑星火籠著手，身子靠在窗邊，微微斜側過來。
“我理解的意思，經史分流也好，研究《王製》的指導意義也好，目的肯定不是為了徹底推翻理學，而是說，很多東西，不是研究理學能做到的。”
“通經致用、經世致用，講究的都是實用。”
“所謂通經致用，意思就是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起而可行’，也就是說，不能有程朱理學這種‘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弊病。”
“至於為什麼要研究‘經史分流’？經術是治學的基礎，這個你們應該知道吧？”
士子們紛紛點頭，這個是沒疑問的，畢竟會試第一場按慣例就是四書+五經，現在是五書+五經了，但加了《荀子》是一碼事，五經總是沒變的。
而五經，傳承的就是經學的那一套，雖然最重要的《春秋》微言大義給整的已經沒學子重視了但不管怎麼說，經學始終是沒斷傳承的。
薑星火又道“經學是治學的基礎不假，但若論運用方法，曆史更為重要。”
“人不讀經書，不知自處之道；不讀史書，無從治其國家。”
“今日提經史分流，大約便是這個意思。”
“同樣，為什麼要提《王製》？這個事情方才我說了，但沒細說，其實研究的再深刻一些，說穿了也簡單，無非就是《王製》等禮樂的用途，並非是為了恢複上古時期的冕弁之服、鼎俎之設，而在於考究上古典章製度，明確文化製度發展，為今日的製度設計參考，這就是‘通經致用’的實際用途了。”
薑星火其實沒說幾句，但句句都在點子上，讓這些落榜舉子，是真的覺得自己好像看問題的層次和深度，驟然被拔高了好幾個等級。
方姓士子加著小心，本想就此打斷，但還是忍不住低聲來問道。
“那為何又要梳理古文、今文學派呢？還請您不吝指點。”
“古文、今文學派是怎麼回事，知道嗎？”
薑星火問的這個問題，還真不是瞧不起這些舉子。
對於這個時代，專心於通過科舉這塊敲門磚走入仕途的讀書人來說，除了科舉相關的書籍，其他一律都可以歸於“雜書”範疇。
科舉考什麼，之前已經說過了，而在科舉考試的默認比重裡，第一場四書五經八股文＞第二場試論、判語、詔誥表＞第三場時務策問。
而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考試，這些東西，早就有完整的訓練手冊了。
雖然大明沒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擬》，但類似的東西，是不缺的。
譬如詔誥表這些東西，都是有固定模板的，多準備幾套，照著往裡填，你寫的不好不要緊，隻是正常得分，拿不了滿分而已，但本來這些涉及到曆史的東西占比就不高。
至於第三場考的時務策問，在唐宋時代，這是科舉重點之一，可在明代，屬於是考官都懶得看一眼，像是今年甲申科這麼明令重視時務策問的年份，反倒是極其罕見的。
所以在真實的備考條件下，為了節約時間追求效率，考生們對史書內容不太了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考的四書五經，裡麵的五經雖然是經義，雖然跟經學脫不了乾係，可說實話，這時候考的最多的就是《詩》《易》《書》，《禮記》和《春秋》基本不怎麼考，四書五經是要靠八股文的，也不需要考生去了解這裡麵的曆史。
因此，要是這些落榜舉子，對於古文、今文學派的曆史淵源一無所知，薑星火也不會很奇怪。
但這裡麵的陳姓士子，倒真是愛讀書的，這時候竟然能流暢完整地答出來。
“經學源頭，乃是西漢漢武帝建元五年，施行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設五經博士，以通經作為選拔官員之標準，由此有了經學，而經學分為古文和今文兩派。”
“今文經學是指以當時的文字，也就是漢隸寫成的用來給人閱讀的經文，講求通經致用，使經學它成為治國平天下的工具，同時闡發六經中的微言大義。”
“古文經學則是用先秦篆書寫的經文，是複古派的作品，一開始隻是在民間流傳，認為孔子述而不作故此六經皆史，主要研究六經的本意，因為是用篆書寫的，而且先秦各國文字不統一，所以古文經學注重名物考釋、文字訓詁的治學方法。”
這個答案是很標準的，實際上一開始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的區彆很簡單，也就是對於現實政治與學術研究的不同偏重上，今文學派更關注於現實政治，把孔子當做政治家，認為六經是孔子在春秋時期“托古改製”的政治手段，其實說白了，就是通過對經文的解釋來給董仲舒的一係列變法賦予思想和法理上的依據，即“六經注我”。
而古文學派在最初則是更專注於學術研究，把孔子視為一名史學家，認為六經都是前代留下來的史料，孔子是記錄者，所以才要通過名物考釋、文字訓詁這些方法，以類似考古的手段，來對六經的微言大義進行複原，然後再闡釋出來，即“我注六經”。
“那古文和今文學派後來呢？”
這個眾士子就答不上來了，還是柴車幫忙解圍“後來，大約是變了味了，都成了漢庭內部鬥爭的工具，譬如西漢末年劉歆大力提倡古文經學，激烈批判今文經學，遂引發了持續兩百多年的古今文之爭王莽就是古文學派的執牛耳者，建立新朝後就將古文經版本的《周禮》立為官學。等到了東漢，則是鄭玄以古文經為主，兼收今文經，重新遍注群經，統一了古文、今文兩大學派。”
薑星火似是有些刨根問底“再後來呢？經學忽然就沒了嗎？直接過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學了嗎？”
“這”
這次柴車也答不上來了，柴車看了看郭璡，郭璡也不知道。
如果薑星火不問的話，其實平常他們好像也不會去想這些問題。
就好像，從三國到北宋這740年的曆史，一直在打的頭破血流，學術思想就像是斷層消失了一樣。
那麼，真的消失了嗎？
當然不是。
那為什麼現在的讀書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答案也很簡單，這就是程朱理學故意製造出來的、人為的“學術曆史斷層”。
這段從三國到北宋的思想史不是不存在，而是被程朱理學刻意屏蔽掉了。
之所以要屏蔽掉，是因為程朱理學的道統，是直接從孟子那裡過來的，所以中間這段時期的學術思想，大多是跟程朱理學不符的，即便不唱反調，也合不到一塊去，就乾脆都屏蔽了。
程朱理學從來不講這些曆史，甚至如果不是經學的影響力太大（五經沒法繞開），經學的東西，程朱理學都不怎麼講。
現在的讀書人都不怎麼了解經學的曆史，自然更不可能了解經學以後，到理學出現之前，這段長達740年的曆史，華夏的思想界，到底是怎麼變遷的。
“三國以後，南北朝時期，正如地域上南北分治那般，思想上也分裂成了兩部分，也就是北朝經學和南朝經學，即‘北學’、‘南學’。北學墨守東漢舊說，以分析解釋先秦儒學經典的章句訓詁學為主，走的是古文學派的路子。而南學則是偏離了今文學派的路子，曆經宋齊梁陳，受到了佛教的極大影響，演變成了玄學，主要發揮《禮記·中庸》裡麵的天命心性之說。”
“你們猜猜，為何會有這種區彆？”
陳姓士子答道“大約是北朝皆是異族入主中原，學術研究受到壓製，既不能托古改製，也不能承認異族天命，所以隻好埋頭於故紙堆中而南朝則是北伐無望，即便有白袍入洛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諸如梁武帝蕭衍等皇帝沉溺於佛教之中，長期歌舞升平，失去了奮爭之心，自然就隻能談天命心性了。”
薑星火點點頭，有些偏頗，但大差不大。
實際上，北朝的儒者也沒那麼有骨氣，甚至到了南北朝中期，北朝就已經自認中原正統了，高門大閥們瞧不上那些南渡的，認為南方才是蠻夷之地，而南朝也是這麼想的
“南北朝結束，到了隋唐時期，孔穎達與顏師古等人編寫《五經》義訓，總結了南北朝時期南朝玄學和北朝章句訓詁學各自的特點，由此對前代紛雜經說進行統一整理，編撰出一套統一的經書注釋為標準，使士子學有所宗，科舉取士有所依據。”
義訓，就是依據傳注而加以疏通解釋之意。
這個版本的《五經義訓》或者說《五經正義》，其中《毛詩》與《禮記》主要采用鄭玄注釋版本、《周易》主要采用王弼注釋版本，《尚書》用孔安國傳、《春秋》則用左傳，在借鑒前儒的基礎上，孔穎達刪修筆削數易其稿，史書記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剪其繁蕪，撮其機要”，最終稿的質量相當之高，因為有所取舍側重，所以基本上沒有官修書籍普遍雜而不純什麼都往裡塞的毛病。
實際上，孔穎達不僅開創了“義疏派”，成為唐代官方經學的標準，並成為科舉考試教材，而且其人畫像在貞觀十八年就進了淩煙閣，貞觀二十二年孔穎達逝世的時候直接是陪葬昭陵的待遇。
可惜，如此一代儒宗，在程朱理學的刻意掩蓋下，基本沒什麼人知道了。
至於為什麼掩蓋，主要原因就是朱熹在注釋四書方麵下的工夫很多，但五經則不然。
朱熹一本《四書章句集注》，確實可以自傲地說注透四書了，這個沒得黑，薑星火也得承認。
但五經方麵，書類，朱熹沒注過，詩類的《詩集傳》，易類的《周易本義》，禮類的《儀禮經傳通解》，都隻能說水平有限，春秋類的話，朱熹沒正經注過，《資治通鑒綱目》算是他史學觀點的體現，但經學是最講究詁訓的，朱熹這種喜歡斷章取義另創新解的選手，在經學這種發展了近千年的完整體係麵前，根本就沒有斷章取義的餘地。
為什麼？
因為能解釋考據的地方，早就被古文、今文學派和後來的南、北學，乃至唐代“義疏派”解釋考據完了。
所以，朱熹所以五經方麵並未超過唐代《五經正義》的體係，也就不願意多談了，自然就會選擇掩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