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燕王的決定，陳韡和李直都感到有些憂慮。
陳韡權衡再三，還是勸諫道，“殿下，老臣以為，用嚴刑重典治亂，在短時間內，確實能起到良好的震懾作用，從而快速平定本次亂事，不過卻也極可能埋下隱患，不利於長久啊。”
或許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和忠心，李直也跟著說道，“此番亂事，多有形勢戶參與支持，給予一定懲戒也是理所應當，但過猶不及，不管怎麼說，鄉間治理還是要靠這些人來維持，過於嚴酷難免會讓他們對朝廷離心離德，漸行漸遠，甚至越發背道而馳，那麼廣闊鄉村就會陷入長久動蕩與無序……”
等李直說了一大堆，陳韡又接著道，“老臣了解過殿下所創的田莊製，對底層治理上的確有很大的提升，但前提卻是需要對土地集中經營，可福建千山萬壑，田地分布支離破碎，根本沒有集中經營之可能，這種情況下，還是隻能依靠形勢戶來協助朝廷治理底層鄉間。”
聽了這些話，趙孟啟深鎖眉頭，陷入深思。
這基層治理絕對不容忽視，否則上層建築再精美，也隻不過是沙碉，隨時都會垮塌。
古代華夏的官僚體係通常都以州縣為最低一級，所以縣官成為‘親民之官’，也就是所謂的‘皇權不下縣’。
但是僅靠有限的幾個縣級官吏，怎麼可能親自管理好轄境內所有百姓呢？
因此必然要有一個更加基層的行政組織，來完成各種稅賦徭役、治安等差事。
在宋代，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基層治理體係，根據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的實際情況，具體模式會有差彆，大致可歸納為保甲和鄉約。
總體來說，都是由一群不拿或者少拿官俸的鄉裡民眾來擔任各種職務，也就是職役製，以實行‘以民治民’政策。
雖然鄉裡行政組織的性質偏向於自治，但履行這些差事也是需要能力及相關資源的，而貧民顯然是不具備這些的。
於是，這基層權力就由居鄉官戶形勢戶、士人、地主、財主、大宗族大家族等‘富民’所壟斷。
以富民治理鄉村基層，在對國家助益及維持基層社會秩序的作用上，確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因此兩宋社會內部相對穩定。
但是其中的消極影響也很多，諸如轉嫁賦役、巧取豪奪、欺淩貧弱、違法犯禁等等屢見不鮮，朝廷對地方的掌控越來越無力。
朝廷不是沒有發現這點，但內憂外患不斷，導致財政入不敷出，已經沒有足夠經濟資源來加強基層治理，隻能聽之任之。看書喇
並且此時的士大夫，不再像以前那樣把精力和目光關注於治國平天下，而是將修身齊家放在了首位，開始越來越多地經營與自己利益密切的地方事務了。
他們大量的生活在鄉間，把持基層政權成為‘土皇帝’，一旦朝廷為了國家利益而要損害他們的私人利益，他們就會陽奉陰違，阻撓反抗。
如果不是趙孟啟折騰，他們還能和朝廷保持著相對平和的相處，拖著整個國家慢慢腐爛下去。
現在因為趙孟啟的不識趣，非要割他們的肉，於是他們采取了更為激烈的方式來對抗。
趙孟啟也不打算慣著他們，可目前來看，純粹以武力手段隻能治標，還是得設法收回基層治理權力才是根本。
思考了良久之後，他看著陳韡李直二人說道，“我認為，原本的鄉裡製度雖然還能勉強維持，可其實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而此時恰恰是改製的最好良機。”
陳韡感到疑惑，“殿下此話是何意思？朝廷也曾經有過加強控製鄉村的意向，奈何……”
趙孟啟擺擺手道，“無非就是朝廷權威不足，財政困頓，又缺乏有效監控機製罷了，但如今有足夠的武力震懾，權威已經不是問題，而財政問題我也正在逐步解決，最後也就是需要設計一個新的機製，我有個還不成熟的想法，或許可以在古田縣試行。”
陳韡和李直都來了興趣，“不知殿下有何妙策，臣洗耳恭聽。”
趙孟啟理了理思路，“大致上，就是將鄉約、保甲、社學、社倉四者進行有機結合，具體做法就是在每一裡設置一所社學，由社學老師甚至學生按新訂鄉約對鄉村事務進行管理。”
“以往的鄉約其實主要是道德教化，而且由百姓自由入約退約，缺乏強製性，而新鄉約則要把民間糾紛的化解、奸佞賊盜的懲治、官差錢糧的收繳、經濟農桑的種植統統融入其中。”
“尤其要對經濟生產進行重視，比如說，每年先由社學在春耕之前張貼告示講明某日省耕，進而在該日派出相關人員分赴農田監督耕作，發現有荒蕪農田、消極怠耕者即施以訓誡，夏日穀熟之時再如法炮製、外出省稼，發現同樣土質的田地上禾苗長勢旺盛者即加以獎賞……”
“朝廷也會分類收集古今農書，詳解各種作物的生長規律，再編為簡明易懂的書冊下發到社學，由社學向鄉民推廣，同時，社學也要將民間出現的優良農作之法收集起來，如此相互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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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通過幫助農民提高收入，社學自然就會慢慢在民間建立威信，有利於履行鄉約上的其他職能，至於稅賦錢糧以及社倉則依然由富民繼續負責，社學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