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沒有紛爭、沒有戰亂，每個人都能各司其職，且吃得飽、穿得暖的社會。
在他眼中，最重要的就是秩序，這個秩序須由他來製定，隻要大家都按他製定的規則行事，這種類似“大同社會”的理想就能實現。他規定百姓家祖上是什麼工作就得做什麼工作，不能跨行；不同級彆該穿什麼衣服就得穿什麼衣服，不能僭越。
朱元璋出身貧寒，自幼曆經苦難，對貪官汙吏極為痛恨。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懲治貪官，主要源於他的理想社會觀念。他希望構建一個人人有飯吃、有衣穿，關注弱勢群體，社會公平公正的理想社會。
朱元璋認為，官員應該是為百姓服務的，而不是剝削百姓的。深刻了解貪官汙吏對百姓的傷害，貪汙腐敗嚴重影響民生，阻礙他理想社會的實現。可以整頓吏治，確保朝廷的政策能夠有效地落實到百姓身上，使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國家能夠繁榮昌盛。
朱元璋治貪手段極其嚴厲，他頒布法令規定，貪汙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員格殺勿論。
為了警示官員，還實行了“剝皮揎草”的酷刑，在各府、州、縣、衛的官府大堂公座旁邊放置裝著貪官人皮的袋子，在各地官府旁設立“皮場廟”，放置剝皮用的工具。
一旦發現官員貪汙達六十兩銀子以上，就會被拉到“皮場廟”公開處刑剝皮後填入乾草，然後掛到大堂上的公座旁邊。
在明朝，60兩銀子是什麼概念？
明朝初期，當時一兩銀子可以購買兩石大米，一石大米在沒有黑心商人動手腳的情況下，重量大概在150斤左右（明朝的一斤約相當於現在的590克，即約180斤）。
如今大米的價格每斤從3元到8元不等，取中間值5元來算，明朝一石大米的價格相當於現在的900元左右，一兩銀子則相當於現在的1800元左右，60兩銀子相當於現在的元左右。
另外，根據史書記載，二兩銀子可以足夠一家三口一年的消費，60兩銀子相當於普通家庭十年甚至更久的開銷。
明朝官員的俸祿相對較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正月，朱元璋令中書省、戶部擬定文武官員每年的俸祿，從九品官員的年俸是五十石。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九月，改為月薪製後，從九品官員的月俸是五石。
需要注意的是，用現代的貨幣價值來換算古代的銀兩隻是一個大致的參考，朱元璋嚴厲治貪，規定貪汙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員格殺勿論，主要是因為他痛恨貪官汙吏，且明朝初期國家尚待發展，他希望通過嚴厲的手段遏製貪汙現象，保障百姓的生活。
朱元璋出身貧苦，深知百姓生活的艱難，他認為官員貪汙的錢財往往是搜刮的民脂民膏，會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痛苦。這一嚴厲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對明朝初期的廉政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據曆史資料記載，朱元璋年間先後發起了6次大規模的肅貪，被殺的貪官數量眾多。其中，“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戶部侍郎郭桓等人勾結各直省的官吏盜賣官糧。
朱元璋一怒之下將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員都處死了，為了追贓，許多地主也遭到了抄家。在郭桓案發生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已經先後發生，無數官民因此喪生。保守估計，朱元璋因治貪殺掉的人在10萬到15萬之間。
儘管朱元璋大力懲治貪官，但貪汙現象始終未能根治。在他的高壓手段下，雖然有許多官員因貪汙被懲處，但仍有部分人鋌而走險。
朱元璋的治貪行動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他理想中的清廉社會，但他的決心和嚴厲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對貪汙現象起到了抑製作用，對明朝初期的政治穩定和經濟恢複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反貪舉措也為後世了借鑒和警示。
除了個人的貪欲難以遏製外，明朝官員的俸祿過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明代的俸祿在曆史上屬於較低水平，官員們生活艱難，一些人便難以抵製貪汙的誘惑。
明朝建立初期，功臣的命運各異，鄂國公常遇春、廣德侯華高等大部分功臣是正常病故或壽終的，其餘不少功臣卻命喪朱元璋之手。
常遇春鄂國公，在明朝建立的過程中戰功赫赫。洪武二年，常遇春在北伐中原的歸途中，突然患上了“卸甲風”。據史書記載，當時常遇春大軍剛剛取勝，他在酷熱中身著重甲作戰，歸來後立即卸甲，結果涼風侵襲，導致身體不適。病情迅速惡化，最終不治身亡，年僅40歲。
常遇春的突然離世讓朱元璋深感痛惜，常遇春作為朱元璋的得力戰將，其勇猛無畏為朱元璋所倚重。朱元璋對常遇春的子女也多有關照。
廣德侯華高，在為明朝的建立和穩定立下諸多功績。洪武四年，華高染病，最終離世。朱元璋對於華高的病逝也表示了哀悼，對其家屬給予了適當的撫恤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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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長，出生於元末的濠州定遠（今安徽定遠縣）。他自幼聰慧，飽讀經史，心懷大誌。在那個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動蕩年代，李善長敏銳地察覺到時代的變革，毅然決然地在朱元璋起兵濠州時前往投奔，成為朱元璋早期的重要謀士之一。
早年的李善長展現出非凡的智慧和才能。他善於調護諸將，能迅速而準確地裁決事務，為朱元璋穩定軍心、招攬人才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朱元璋征戰天下的漫長歲月裡，李善長常常留守後方。他精心調配物資，安撫百姓，有力地確保了前線的物資供應和後方的穩定。他的智謀和出色的管理才能，為朱元璋的崛起了堅實的保障。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李善長因其卓越功勳被封為韓國公，位極人臣。他積極參與製定了明朝的各種典章製度，為新朝的穩定和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局勢逐漸複雜，權力的誘惑也日益凸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這一年對於七十七歲高齡的李善長來說，是命運的巨大轉折。
當時，李善長的親戚丁斌因犯罪被發配邊疆，李善長多次為其求情。這一舉動引起了朱元璋的深深懷疑，他下令審訊丁斌。丁斌在重壓之下供出李善長與胡惟庸來往密切。
原來，胡惟庸曾試圖拉攏李善長一同謀反，李善長起初拒絕。但隨著調查的深入，發現李善長在知曉胡惟庸謀反意圖後，未及時向朱元璋告發。
朱元璋對此大怒，他認為李善長身為開國功臣，卻對謀反之事知情不報，實在有負皇恩。朱元璋向來對貪官汙吏和不忠之臣深惡痛絕，他一心想要建立一個清明、公正，為百姓謀福祉的王朝。而李善長的行為在他眼中嚴重違背了這一理念。
於是，朱元璋下令將李善長及其家族七十餘人一並誅殺。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因娶了朱元璋的長女臨安公主而得以幸免。但李善長的侄子李佑、李伸則受到牽連。
這一年的四月，吉安侯陸仲亨家奴封貼木等人告發陸仲亨與眾多公侯皆與胡惟庸、李善長結為朋黨，曾謀劃發動政變。一時間，陸仲亨等人紛紛下獄。
5月8日，監察禦史再次上書彈劾李善長時帶上了他的侄子李佑、李伸，隨後李佑、李伸下獄。
最終，李善長在絕望之中自儘，李佑、李伸及陸仲亨等人被賜死。
在李善長案中，受牽連的開國勳貴有陸仲亨（吉安侯）、唐勝宗（延安侯）等十餘人和已經去世多年但被追論為胡黨的有顧時（追封滕國襄靖公）、吳禎（追封海國襄毅公）等七八人。
這些人大多被賜死，部分被流放或革除爵位。他們的家族也受到極大影響，有的被抄家，家族成員或被流放，或被罰為奴，財產被沒收，家族從此衰落。他們的第二代中，像顧敬（濟寧侯）、吳忠（靖海侯）等不少人被株連，有的被賜死，有的被剝奪官職，整個家族的命運都陷入困境。
李善長的一生，從早年的功勳卓著到晚年的悲慘結局，他曾為明朝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最終卻未能善終。
李善長之死，凸顯了朱元璋對建立清明政治堅定決心，哪怕對曾經的功臣，隻要危害到王朝的穩定和百姓的利益，他也絕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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