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又見麵了,今晚我要講第三,再次明確和重申了發展群眾武裝的重要性和擴大紅軍的正確途徑。
毛澤東曆來十分重視地方革命武裝的建立與發展。在井岡山時,毛澤東提出“在不降低紅軍戰鬥力的條件之下,必須儘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主張“作戰繳獲的槍,則儘量武裝地方。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後充當。由紅軍派遠地人到地方去當隊長,必須逐漸減少。朱培德、吳尚亦在武裝保安隊和埃戶團,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鬥力,頗為可觀。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黨應當正確處理發展地方群眾武裝與發展紅軍的關係,“紅軍與赤衛隊之武裝應該同等重視,在群眾有覺悟毫無武裝的時候,紅軍應設法多發槍械給他們,在有幾縣以上的赤衛隊,群眾武器多的地方應該成立紅軍一營至一團,打破群眾自私自利的地域界限,創造強有力的超地方性的紅軍。但不是朱毛改編赤衛隊,把他們帶走。”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總結了3年多來擴大紅軍的經驗與政策“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並且認為這“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在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領導下,無論是在井岡山根據地,還是在新開辟的贛南、閩西紅色區域,按照這一套辦法,地方群眾武裝和紅四軍部隊都得到迅速擴大。
1930年春,在紅四軍遊擊贛南分兵發動群眾過程中,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前委進一步提出了正確處理好發展地方革命武裝與發展紅軍關係的要求和辦法。1930年3月18日,紅軍前委在贛州城郊樓梯嶺發出《前委通告第三號——分兵爭取群眾的意義及工作路線》,明確要求“擴大紅色區域主要條件就是武裝農民,若不能創造農民武裝,則所謂深入工作隻是一句空話,遊擊隊所到之處,凡屬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區,不但不能把原群眾武裝收繳了去擴大紅軍(要在廣大赤色區域的腹地部分土地鬥爭業已深入,武裝作用減少了的時候,才能有計劃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裝編為紅軍)。在紅軍鬥爭力不大、感覺損失的條件之下,還一定要由紅軍撥槍支去武裝群眾,不但要出槍,有時還出子彈,不但撥出子彈,有時還要撥出軍事工作人。在紅軍力量不強、事實上無法撥出槍彈及人員的時候,就要儘可能的努力去收繳豪紳及小部隊敵軍的武裝去武裝農民。總之,遊擊部隊對於地方武裝是與他的工作同始終的,誰不把武裝地方看做十分迫切的工作,誰不看重地方武裝,如同看重他自己的部隊一樣,誰就是拋棄群眾的機會主義者。”
在紅軍前委給安於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指示信中,毛澤東再一次明確和重申了建立發展群眾武裝的重要性和擴大紅軍的正確途徑,強調“我們的意見,凡屬有群眾起來和豪紳鬥爭的地方,那地方群眾手裡的少數槍枝不但不要消極的繳了去集中於一處,而且要積極的指導他們組織赤衛隊,多多收繳反動派的槍枝,使鬥爭很快擴大。隻有使接近白色區域的群眾手裡有少數槍枝,才能發動更廣大的群眾幫助‘主力遊擊隊’(如你們的二十二縱隊)收繳所有地主武裝。因為他們有幾根槍,他們才喜歡去繳(更)多的槍,若把他們那幾根槍提走了,他們就沒有勁了,同時這正是反動派的要求,因為反動派最怕的不是遠地的大遊擊隊,而是他們村前村後的幾根神出鬼沒的槍,這才要了他們的命阿(啊)!”同時,毛澤東在指示信中重申前委關於收編群眾武裝擴大紅軍的正確政策“隻有在兩種時候是應該收繳的一種是槍枝拿在靠不住的群眾手裡,一種是那一地方的鬥爭業已深入。前一種情形,若不收繳就有把槍送給敵人的危險。後一種則不是‘收繳’而是‘收編’,即為了擴大主力遊擊隊,擴大紅軍去開展大的局麵的需要,把鬥爭業已深入了的地方的赤衛隊或小遊擊隊收編起來集中一處是應該的。因為鬥爭業已深入,那地方的武裝需要減少了,或者完全沒有了,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武裝收編起來,但仍要注意看明白那地方的需要程度才好決定全數收編。在所謂‘紅色腹地’的那個地方,離白色反動區域很遠那些地方就完全沒有洋槍赤衛隊的需要了(梭標赤衛隊還是要的),應該全數集中大遊擊隊去。在靠近白色反動區域的地方,雖然當地的鬥爭已經深入了(田地分了,蘇維埃建立了,ab團也消滅了),但群眾時常懷著鄰近反動派侵入的恐懼,這些地方的群眾武裝就不應該一下子全數收編了去,要留一部分放在當地,應付鬥爭的需要,以待第二次的收編。必須這樣才既有了擴大紅軍(紅軍的擴大是一定要走赤衛隊這條路線的)的利益,又不發生脫離群眾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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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紅軍前委上述關於發展群眾武裝與發展紅軍關係的主張和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正因為黨和紅軍堅持采用這些正確政策和做法,贛西南、閩西蘇維埃區域才得以迅速建立和鞏固,地方武裝和主力紅軍也得到迅速發展壯大。
第四,為黨和蘇維埃政府製定對待外商的原則和策略了借鑒
毛澤東以前委名義給安於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指示信中,首次遇到如何處理外國列強商人在中國經商的問題。毛澤東在指示信中指出,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在中國設立的公司,“同樣是剝削工人的”,這是必須明確的原則問題,不能含糊;但與外國通商又是紅色區域所需要的,因此黨和紅色政權對有利於蘇區民眾利益的外國公司應給予支持,對嚴重損害蘇區民眾利益的外國公司應給予打擊,這種策略是對的。這為黨和紅色政權製訂對待外國資本的原則和策略,了有益借鑒。一年半以後,在瑞金召開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中,就明確宣布在蘇維埃區域內,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在不違犯蘇維埃一切法令的條件之下,可以有經營工商業的自由”。
同樣在這次大會通過的《關於經濟政策的決議案》中,亦宣布蘇維埃政府“在目前允許外國某些企業重新另訂租借條約繼續生產,但必須遵守蘇維埃一切法令,實行8小時工作製及其他各種條例”。前委指示信對英商的原則與策略,與一蘇大會頒布的法律文件所提出原則與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對於紅色區域黨和蘇維埃工作人員堅持實事求是、改進工作作風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毛澤東在前委給四縣邊界特區委指示信中說到如何正確處理發展群眾武裝與擴大紅軍關係時,諄諄告誡邊界特區官員劉義順和各級黨組織“農民的地方主義有他的政治經濟的根源,不是‘一下子’可以打破的,也不應該是命令主義、唯心精神去打破他的。命令主義和唯心精神決不能打破農民的地方主義,他們所得沒有彆的;另有一個‘脫離群眾’,希望你們不犯這種錯誤。”在工作中不搞命令主義,反對唯心精神和脫離群眾,這是毛澤東一慣倡導和堅持的實事求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毛澤東在這裡告誡邊界特區委各級乾部,必須堅決反對命令主義和唯心精神,不要犯“脫離群眾”的錯誤,不僅對邊界特區委各級乾部改進工作作風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對紅軍和紅色區域的所有黨員乾部,都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不久,毛澤東就在進行尋烏調查之後,寫作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喊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口號;強調“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要求廣大黨員乾部“必須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才能完成爭取群眾戰勝敵人的任務”。後來在領導蘇維埃中央政府動員群眾開展蘇區經濟建設工作時,毛澤東又強調說“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夥拋到糞缸裡去,因為沒有一個同誌喜歡它。”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蘇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討論總結時,毛澤東更是對黨的群眾路線理論作了極為精辟地闡述,強調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深刻地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7。從告誡安於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在工作中不要犯命令主義、唯心精神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到二蘇大會上要求蘇區乾部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澤東的這些堅持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思想理論,是一以貫之的。
該文獻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的生動體現。透過這一文獻,不僅可以進一步了解1930年安、於、會、贛四縣邊區革命鬥爭情況,深化毛澤東作“仁風山調查”的相關問題研究,更能深刻感悟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以指導革命鬥爭實踐的偉大曆程,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學習和弘揚蘇區精神,在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征程中奉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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