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古代的皇子一旦當上了皇帝，就感覺變了一個人似的，不同的位置，真是有不同的觀察這個世界的角度。
換了一個位置，寧雅嫻、寧露和孫莞然都拿起了筆，跟小學生上課似的。
周不器笑著說：“不用這麼嚴肅，我就說個大概思路。莞莞的親戚來借錢，不停地借錢，還甩臉子，這讓人心裡不舒服，這都是正常的。可是，這裡麵到底是誰對誰錯？是你的那些親戚們錯了嗎？”
孫莞然驚了個呆，“總不能是我錯了吧？”
周不器道：“很多人就是缺乏這種辯證思維，在麵對不同角度的觀點時候總會用一句簡單的偷換概念來解釋所有複雜的社會性問題。”
孫莞然汗顏。
周不器道：“當年港府當年有個世紀綁匪，綁架了首富的兒子。然後，綁匪就去找首富了，發現首富很冷靜。綁匪就問，‘你為什麼這麼冷靜？’首富告訴他，‘因為這次是我錯了，我這麼有知名度卻沒有配備上足夠的安保力量。犯錯就要受罰，這是應該的。’後來，首富乖乖掏錢，出了幾個億。”
孫莞然喃喃的道：“李先生很有心胸。”
周不器道：“這不是心胸不心胸的問題，這就是看待一件事的角度的問題，是你要選擇哪種對錯觀的問題。”
“對錯觀？”
“嗯，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錯的當然是綁匪。可這在當時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他的兒子被綁架了，彆人犯了錯，承受最大損失的卻是他？那到底是誰錯了？”
這個思維模型有點太複雜，周不器感覺自己也說不太清楚。
寧雅嫻笑盈盈地說：“這是一種心理學概念，叫課題分離，指得是解決人際關係的煩惱。想解決這件事，就要先區分什麼是你的課題，什麼是我的課題。綁匪要贖金，這是綁匪的課題；因綁架而遭受損失，是首富的課題。在首富的這個課題裡，他要做的就是儘可能多地減少損失，去跟綁匪交好，不要過分地刺激他。”
“這麼厲害？”
周不器多少有些驚訝，難怪寧雅嫻在周家這種複雜關係下能處理得井井有條，也沒有遇到孫莞然親戚的這種煩心事。
人家是真有研究的啊！
寧雅嫻嫣然一笑，“你說啊，我就是知道一個概念，沒有你總結得好。”
周不器被她哄得很舒服，說道：“說到對錯觀，可以有三種。一種是法學家的對錯觀，一種是經濟學家的對錯觀，一種是商人的對錯觀。我再舉個例子，說是有個壞人甲，他誘騙好人乙進入了丙的沒有鎖門的工地，然後把乙殺害了。這個例子裡，誰錯了？”
寧雅嫻對他嫵媚一笑，寧露在認真地記錄，孫莞然隻能硬著頭皮說：“法律意義上，是甲錯了，他是凶手。”
周不器笑道：“對，甲是壞人，他犯法了。可是，懲治壞人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辦法，處罰了一個甲，還有許許多多的甲會出現。用經濟學家的對錯觀來看，是丙錯了，要處罰丙。處罰了丙，才是減少類似事件最小的社會總成本支出的方式。讓丙以後關上門，不給壞人留下作案場所。”
寧雅嫻加以補充，“就像美國的槍擊案件一樣。法律意義上的解決辦法，是打擊壞人，保護好人，這社會成本就太高了，效果也不太好。可如果是經濟學家的對錯觀，錯的是槍支零售店。直接全國禁槍，全社會在安保層麵的社會總成本就會大大地降低，還能有效地控製槍擊案的發生。”
周不器就覺得雅嫻真是太棒了，果然是寧大秘啊，真不是彆的那幾個小丫頭片子能比的，接著說：“如果是商人的對錯觀呢？錯的其實是乙，是被害者。他才是受損失最大的那個人。臨死前，他一定會想，‘我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我不應該愚蠢地被甲騙到這來。’”
孫莞然感覺自己的精神思維隱隱拉開了一扇門，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
這幾天，她受到家裡親戚的困擾，特彆地難受。
總覺得這些親戚不應該那樣做，那樣做是錯的。
這一刻，她卻恍惚間有了新的思考角度。
也許，錯的是自己呢？
自己才是受到損失最大的那一個！
既沒了錢，沒了親戚，也沒了好心情陷入了抑鬱之中。
周不器總結道：“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從這三個角度來思考。如果你是旁觀者，你是評論家，當然可以站在法學家的角度，錯的是甲，他是殺人凶手；如果你是官員你是政策的製定者，你就要有經濟學家的思維，要尋找成本最小化的解決方式；可是，如果你是被害者，請你不要被評論家和官方宣揚的集體主義所引導。彆人可以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為他們不需要承受苦難。你的損失最大，錯的就是你，要改變的也是你。”
孫莞然深吸了一口氣，“我明白了，我改變不了我家的那些長輩親戚，我隻能改變我自己。我不能用他們的錯誤來懲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