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萬盛世！
張居正在萬曆初期進行了一次大改革，其中內容非常之多。
不過對於魏廣德來說，他知道的也就是兩個，一個是考成法，還有一個是一條鞭法。
看到張居正讓人送來的章程就知道，首輔大人這是打算大刀闊斧乾一把大的了。
對於張居正的動作，魏廣德當然不會阻撓，甚至還很樂意助推一把。
畢竟，他並不清楚張居正具體的改革內容，但是以後世的眼光，都認為張居正的改革對於大明恢複國力來說是卓有成效的。
既然是對的，為什麼要反對？
繼續看下去，“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
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
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
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
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托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
臣居正當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款，亦嘗亹亹言之，隨該吏部題複，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
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
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注銷，過期稽緩者，參奏。”
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行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
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銷
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複奏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裡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
魏廣德把張居正所擬奏疏反複看了兩遍，看到奏疏抬頭留白，心頭瘙癢之下，提筆在其上書寫了奏疏名——《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要說這考成法，其實也算簡單，但是對應這個時代來說，還是頗顯得有些麻煩。
它的具體做法就是在每個衙門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記本衙門的事務，作為底冊，將一些沒有必要考察的公事進行剔除。
然後再造兩本一模一樣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進行實行一件公務就注銷一件，沒能按時完成的就交給六科中所對應的科進行處理；另一本在內閣，以備內閣隨時檢查。
後世公文也有專門的閱示頁，一般分成幾欄，每名看過公文的官員都要在上麵書寫意見、簽名及留下時間，有的還要特彆注明交某某閱覽，其實就和考成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隻不過後世政府部門分工很細，每一份文件幾乎都可以落實到經辦人員催問，所以到最後就成了過一道道程序，就是看上麵的簽名是否完整。
領導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會討論什麼的。
大明朝人浮於事，其實也隻是後世的說法，實際上大明朝的官員數量是真不多。
即便補充一批書吏進衙門幫忙，但受製於小政府模式，其實每個衙門的官吏數量也不算多。
本衙門內的公文倒是不會受太大影響，但是跨衙門的公文就很難說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兒記錄下來，隨時可以追查問責，無疑是提高辦事效率的一個辦法，特彆是對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諉的時候，有這份記錄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執行情況。
張居正死後，閣臣申時行等人以為考成之法，不過催征錢糧、捕獲賊犯、提問官員三事其實是有失偏頗的。
以史為鑒，我們後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經遇到過了，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要多讀史書的原因。
張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樣，不是無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東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據以前的製度改革發展而來。
據《周禮》的記載，周天子會定期巡視各諸侯國，考察每個諸侯的政治業績，同時還要求諸侯們定期述職。
六國統一以後，秦國製定了《為吏之道》，是專門審查考核職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課製度就已經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編就是“考課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關於官員職務犯罪的《職製》篇，可以看出對官員的考課已經法製化了。
考課，其內容就是調查官員的功過和業績，官員的升官降職、賞罰以及俸祿就與考課相關，同時也是整頓吏治和鼓勵官員的有效方法。
宋代機構冗雜，多餘人員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製度隻重視資曆，卻不重視政績，導致考課比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訓，考課製度更加嚴格。
因為皇權的強化，明代的考課製度更加維護君主專製，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都禦史的重要職責則是“遇朝覲，考查，同吏部司賢否黜陟”。
這兩個機構相輔相成，不僅分工協作，而且相互監督。
管理考核有考滿和考察兩個係統，考滿是“內外官滿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謂的“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遺意”。
因為根據官員所在的地區和等級的不同，考滿體係和內容以及晉升任免的標準會不同。
張居正的考成法源於以前的考課製度，由於沒有整肅朝廷的紀律，官僚腐敗現象頻頻發生。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上《陳六事疏》中就寫道，“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
由此可見，明代吏治到隆慶的年間已經破敗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對於皇帝的詔書，官員隻進行傳達，對於實行過程、執行結果也無人過問，這就使朝廷的詔書成為擺設，沒有實效。
當然，申時行認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錢糧之法，雖然確實是考成法重要一環，但在萬曆初期解決朝廷財政困窘局麵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國家的財政狀況差，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並和征稅困難的影響。
農民為兼並土地而承擔了各種的賦稅，最終難以承擔起巨額稅金，甚至使農民破產逃亡，讓人民流離失所，這就是當下的經濟背景。
另外，由於民間滯納課稅的現象日益嚴重，不僅是課稅業務，也導致了整個朝廷財政的不景氣。
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根本初衷也確實就是為了催征錢糧。
以往每到戶部揭不開鍋來的時候，就會向地方催征拖欠稅賦，而張居正的考成法則直接讓拖欠的官員要為此負責，所以自然不敢縱容豪紳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