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的快速推進引起了湘軍內部的一些爭議，連他的兄長曾國藩也對此表示擔憂，多次提醒他要謹慎行事，避免過於冒進。然而，曾國荃堅持認為直接攻擊敵人的核心地帶是更有效的策略，即使麵臨風險也是值得嘗試的。為了支持弟弟的軍事行動，曾國藩一方麵調集其他部隊協助打援，另一方麵還增加了曾國荃手下的兵力，使其軍隊規模逐漸擴大到五萬人左右。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儘管曾國荃被正式任命為浙江巡撫，但他依然留在前線繼續圍攻天京。同年夏季，湘軍成功攻占了九袱洲，切斷了天京與下遊地區的聯係及糧食供應線，使得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無援的狀態。在此期間，曾國荃采取了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式，試圖加速太平天國政權的崩潰。不過，與此同時，他也麵臨著不少挑戰，包括軍隊中爆發的瘟疫以及嚴重的糧餉短缺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一係列內部衝突，甚至出現了士兵搶掠的行為。麵對這些困境，曾國荃感到非常焦慮，但仍堅持不懈地推動著戰事向前發展。
隨著局勢的發展，太平天國明顯處於劣勢，天京已成為一座孤城，難以扭轉敗局。曾國荃極力排斥其他軍隊介入，先後拒絕了李鴻章部和白齊文領導的“常勝軍”的支援，決心獨自完成攻城任務。最終，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國荃指揮下的湘軍相繼占領了鐘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占據了有利地形。隨後，他們在龍脖子山上布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地轟擊城內目標。同時，還在城牆下挖掘地道，準備使用炸藥進行爆破。
經過精心準備，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中午時分，隨著一聲巨響，太平門附近的城牆被炸開一個二十多丈寬的大缺口，湘軍隨即衝入城內，標誌著天京的陷落。在占領城市後，曾國荃並沒有立即控製住局麵，反而允許手下士兵進行了大規模的劫掠活動，大量財富被私吞，許多重要人物如洪仁達、李秀成等也被俘虜。據記載，這場洗劫持續了數日之久，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人員傷亡。
儘管曾國荃在這次戰役中立下了赫赫戰功，被封為一等威毅伯並賞賜雙眼花翎，但他並未因此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和支持。相反，由於他在處理戰後事宜上的一些不當行為，特彆是關於太平天國財寶去向的問題，遭到了官紳階層乃至清廷本身的質疑。此外，他還因為謊報洪秀全之子已死而引發爭議，實際上正是由於他的疏忽才讓對方得以逃脫。鑒於此，曾國藩出於保護弟弟的目的，建議他暫時退隱養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
對於被迫離開權力中心的結果，曾國荃內心充滿了不滿和憤怒，並在公開場合表達了這種情緒，給曾國藩帶來了不小的尷尬。為了安撫弟弟的心情，曾國藩不僅安排了能言善辯的趙烈文前去勸慰，還在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之際親自撰寫十二首七絕詩為其慶祝，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緩解他的負麵情緒。
六、屢退複起
曾國荃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由於其“功高多謗”，即因功勳卓著而招致了許多非議，特彆是關於他在天京陷落後處理財寶問題上的爭議。因此，他選擇以健康為由請求開缺回籍，暫時離開了權力中心。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並未就此結束。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朝廷再次啟用曾國荃擔任山西巡撫，但他推辭未就。到了次年的正月，他又被調任湖北巡撫，並於三月抵達武昌開始履職。
在湖北期間，曾國荃的任務是協助鎮壓撚軍的活動。撚軍是由北方農民組成的反清武裝力量，與太平天國運動有著一定的聯係。儘管曾國荃組織了所謂的“新湘軍”來對付撚軍，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多次戰鬥中敗多勝少。特彆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彭毓橘所率領的部隊在蘄水遭遇慘敗，導致“新湘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次失敗後，曾國荃再次以身體不適為理由退職，隨後幾年裡鮮有公開活動。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國荃才重新受到朝廷重視，奉旨進京覲見。恰逢此時，同治帝駕崩，光緒帝即位。在新的朝局下，曾國荃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機會。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見奏對後，他被任命為陝西巡撫，不久後又改任河東河道總督，負責治理黃河泛濫的問題。在他的努力下，黃河流域的水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曾國荃接替因病辭職的鮑源深出任山西巡撫。儘管他起初也因健康原因請求辭去職務，但在次年還是正式上任。這一時期正值華北地區遭受嚴重旱災，史稱“丁戌奇荒”。麵對這場波及數省的大饑荒，曾國荃積極組織賑濟工作。除了利用中央政府的資源外，他還向其他省份借貸，並號召社會各界捐款支援救災。通過這些措施，共籌集到一千三百萬兩白銀和二百多萬石糧食，挽救了大約六百萬人的生命。災後，他還采取了一係列減輕民眾負擔的政策，如減少徭役、節省開支等，使得山西成為當時各省賑災工作的典範。民眾對他感激不儘，甚至為他立生祠以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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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麵，曾國荃也有一定的貢獻。例如，在光緒四年（1878年），他提議嚴格禁止山西境內種植罌粟，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即將相關土地充公。此外，在中俄關於新疆問題的談判過程中，他還秘密上書提出了加強邊防的戰略建議，顯示出他對國家安全的關注。
光緒六年（1880年），由於舊疾複發，曾國荃再次請辭並獲得批準休養。不過，很快他就又被召回京城，並在同年六月被派往山海關督辦防務，應對日益緊張的中俄關係。儘管身體狀況不佳，曾國荃依然儘職儘責地完成了任務，並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讚揚。
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曾國荃被補授陝甘總督兼兵部尚書銜，但由於健康問題未能立即赴任。此後不久，他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當時正值中法之間因越南問題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身處前線的曾國荃采取了相對保守的態度，主張避免直接衝突，保持和平狀態。他認為廣東軍隊不應主動出擊，而是要隱秘地展示軍事準備的姿態。
光緒九年（1883年）七月，曾國荃卸任兩廣總督，並前往北京覲見。慈禧太後特彆詢問了有關法國和越南局勢的情況。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獲得了“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殊待遇，顯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曾國荃先是署理禮部尚書，隨後不久便被調任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同年夏天，隨著中法戰爭爆發，他被任命為全權大臣，前往上海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進行談判。然而，在談判過程中，曾國荃的表現被認為不夠強硬且缺乏技巧，他自己也承認不擅長這種外交交涉。最終，在李鴻章的建議下，他擅自答應給予法國五十萬兩白銀作為“撫恤金”，但這個數額遠遠低於法國方麵的期望，被視為“笑柄”。此事不僅沒有解決爭端，反而讓曾國荃受到了朝廷的嚴厲批評，整個談判以失敗告終。
中法戰爭爆發後，法國軍隊開始侵擾中國沿海地區，朝廷內部對於是和是戰爭論不休。在這個關鍵時刻，曾國荃被委以重任，負責整治長江及海上防務。麵對複雜的局勢，他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利用上海作為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來緩和緊張局勢，避免直接與法軍發生衝突。同時，他也加強了軍事部署，確保一旦戰爭爆發能夠迅速應對。
在這一時期，朝廷派遣文臣前往沿海各省協助處理軍務，這導致了一些省份的地方官員難以完全掌控兵權。對此，曾國荃向朝廷進言，強調權力不能分散，必須集中指揮才能有效應對危機。由於他是久經沙場的老將，朝廷對他格外倚重，並采納了他的建議。
隨後，朝廷命令曾國荃派遣兵艦支援台灣，以抵禦可能的法軍入侵。雖然曾國荃承諾派出五艘兵艦，但實際上隻派出了三艘。這種做法引起了朝廷的不滿，最終他因此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然而，即使如此，派出的兵艦也未能抵達台灣，其中兩艘甚至返回到了浙江海域，並參與了鎮海戰役，取得了顯著戰功。隨著中法兩國迅速達成和平協議，這場短暫而激烈的戰爭終於告一段落。
光緒十一年（1885年），朝廷進行了京察（即對官員進行考核），鑒於曾國荃過去的功勳，僅對其進行了輕微的處分——開複處分，這意味著他的職務得以恢複，但之前的處罰記錄仍然存在。此後，曾國荃繼續擔任要職，並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成功平定了合肥西鄉劉文弼領導的一次起義，再次證明了自己的軍事才能。
到了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後宣布歸政於光緒帝，為了表彰曾國荃多年的貢獻，特授予他太子太保的頭銜。這個榮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忠誠服務的一種肯定。
在治理兩江地區的六年時間裡，曾國荃展現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據《清史稿》記載，他善於把握大局，不過分糾結於瑣碎事務，使得該地區軍民關係和諧穩定。在他的領導下，兩江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維護和發展。這種治績不僅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也為他在朝中的地位增添了更多的穩固性。
結語
綜上所述，曾國荃作為一位傑出的軍事指揮官，在鞏固清朝統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因為自身的一些不當行為而備受批評。無論如何，曾國荃的故事提醒我們，在評價曆史上的人物時，應當全麵考慮其正麵與負麵的影響，努力做到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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