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說來，這個調查結果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明朝的科舉製度借鑒前朝，非常完善。
一場舞弊案件，需要串聯的人員極多。
會試不止有兩位考試官，按製另有八位同考試官，即副主考。
還有監試官、提調官、彌封官、謄錄官、對讀官等若乾人，整個會試的考官人數多達數十人。
以建文二年會試為例，該年會試有考官36人，知貢舉事1人，同知貢舉事1人，考試官2人，同考試6人，監試官2人，提調官1人，印卷官1人，收掌試卷官2人，受卷官2人，彌封官2人，謄錄官2人，對讀官5人，巡綽官2人，搜檢官2人，監門官2人，供給官3人。
涉嫌全錄南人的科場舞弊案，至少一半的考官需要參與其中。
明朝的科考還有糊名謄抄的措施，閱卷者不知道考生的具體身份。
兩位主考官，劉三吾是湖廣人，白信稻則是北平人，說地域傾斜也不大可能。
劉三吾並非第一次擔任會試考官，洪武二十七年的會試主考也是他，而當年的會元彭德是陝西鳳翔人。
如果劉三吾真有地域偏見，沒有道理要取一個北人做會元。洪武二十一年，劉三吾應該是當科會試的同考試官，結合二十一、二十七年的會試錄取情況看，也很難說他有地域偏私。
調查團還了劉三吾等人的清白，那他們複核時有問題嗎？
洪武二十七年會試人數為七百餘人，取了一百人，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十四。
建文二年參與會試的有將近一千人，取了一百一十人，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十一。
按這個規律，洪武三十年會試的參與總人數應該是八百來人。
洪武三年定下的鄉試額數，直隸一百，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廣各四十，廣西、廣東各二十五。南北比例大致為三比二。
洪武十七年取消了鄉試定額，開放鄉試名額後，南方舉人數量增長特彆的快，再加上會試在南京舉行，也會導致南方舉子到的更多。
綜合推測洪武三十年會試的南北比例應該在三比二到二比一之間，那按這個比例，當科會試北方舉子的人數應該是將近三百人。
複核人員進呈了至少七十份北方試卷，當時的複核極大可能是隻針對北方，甚至就是每人從北方試卷中選10份進呈，若是這樣的話，不到三百份試卷要選一百二十份，確實有可能選到一些陋卷。
張信是最初上奏的要求徹查的官員之一，沒有必要複核時偏袒主考官。”
唐初，依然是北方為重。
李世民難以想象北方凋零到連一個文華之士都找不出來的地步。
糊糊“北方文風不如南方的定論，從明初一直延續到明末。
北方的學校教育，經曆連年戰亂之後，學校與老師都不足。
這一點洪武二十年以及二十四年朱元璋還從南方抽調老師去北方支教，以及頒布書籍給北方學校，都能看出來。
北方教育資源不足，北人文采不如南人，這也是當時的公論，即使是偏向北人的人也是承認這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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