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子大位確立的同年，即公元前67年，一位小人物路溫舒走進了大漢的曆史。
路溫舒，巨鹿（今河北平鄉）人，此前一直默默無聞，因為他隻不過是廷尉一名低級的廷尉史，位卑言微，隻是默默地儘著自己的本分。但也正因為身在廷尉任職，所以路溫舒比普通人更為深刻地了解酷刑的可怕。他認為劉詢是個仁君，遂大膽地向其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要求廢除酷刑。路溫舒指出，造成冤獄的原因在於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當酷刑將人的尊嚴都碾碎踩爛之時，認罪是唯一的解脫，儘管他可能是清白的，什麼也沒做過。
劉詢見到路溫舒這一紙奏章，深感有理，遂下一道詔書，命全國法官辦理案件時要寬大公平。路溫舒的這份奏章很溫和，很微弱，雖然沒有收到任何效果，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劉詢為帝者的胸襟氣度。
自霍氏一門被誅除以後，劉詢放開手腳，大刀闊斧地對國家各項政策進行改革。因為劉詢在早年，一直生活在民間，也時常受到吏治腐化所致的官員的欺壓，因而及至登基，改革吏治便成為他心中最為迫切的願望。
對於吏治改革的必要性，宣帝說道“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後，宣布親自過問政事，省去尚書這一中間環節，恢複了漢初丞相既有職位又有實權的體製。除此以外，宣帝還特彆重視地方長吏的選拔和考核，並下大力氣整飭吏治。為此，劉詢建立了一套對官吏的考核與獎懲製度。他多次下詔對二千石（郡守級官吏）實行五日一聽事製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國，對二千石官員的工作進行考察；根據考察結果，宣帝對其進行獎賞或者處罰。他頒布詔令說“有功不賞，有罪不課，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因此，在宣帝當政的二十餘年間，一大批因政績突出的官員受到了獎勵，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升任九卿或三公。而對那些不稱職或有罪的官吏，則嚴懲不貸。
隨著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符合漢宣帝價值觀的“良吏”便逐漸造就而成，服務於大漢朝的各項職能部門當中。
經過宣帝時期的改革，吏治呈現出一個特彆重要的特點，即官吏“久任”製發展到較為完備的時期。
一方麵，官員“久任”的實施範圍已經從原本的朝廷大臣擴大到地方高級官員。以前隻有侍中、尚書等參掌朝政的親信近臣得蒙榮寵，到現在，連郡太守一級的高級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漢代的郡國介於中央與縣之間，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郡國郡守起承上啟下、上傳下達的重要作用。郡國守相的好壞，關係到一方的安寧與否的同時，也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
劉詢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因而他在選任郡國守相，對於標準的製定和施行十分慎重和嚴格，其間規定郡國守相首先必須由朝中大臣舉薦，其次則需要皇帝親自召見考核，考察其治國安邦之術。
另一方麵，不輕易提升調動上述重要官員，不管他們有多大的功勞。國家隻會另外尋求對策，給良吏以物質、精神兩方麵的獎勵和褒獎。
《漢書·宣帝紀》記載說道“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這是當時宣帝對於親信近臣升遷貶謫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對此，上至朝中一品大員、小到地方郡守縣令，在政令施行之初，都不太理解皇帝的心思，宣帝於是坦言道“郡守是‘吏民之本’，如果時常調動變易就不會被其屬下尊重，上下難以相安；如果實行‘久任’製，百姓知其將長時期在職，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會‘服從其教化’”。
為了表示對治理地方確有優異政績的郡太守的獎勵，宣帝會向其頒布璽書嘉獎勉勵；在原有的薪俸基礎上增加俸祿；賞賜金錢若乾；甚至拜爵至關內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譽與經濟利益。
膠東相王成就在“考績”中被認為安撫了大量流民，“治有異等”，因此得到了明詔褒獎，被宣帝提升其俸祿為“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而此前被貶的一代名臣黃霸，在出任潁川太守的八年裡，勵精圖治，使得郡中大治。考核結果出來，宣帝遂下詔稱揚，並給予“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額外獎賞。他們的職務儘管沒有升遷，但是因為政績得到肯定，自然會更加勵精圖治，以報浩蕩皇恩。
與此同時，皇帝此舉，還可以讓他們成為為官者效仿的榜樣，可以刺激了政風吏治的改善，其意義之長遠遠遠高於一般人所能預見。這些循吏或良吏執法公平，恩威並施，“所居民富，所去被恩”，故而得到當世之人的一致好評。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人們將對於各處廉潔又能的官吏的好印象，都轉化成為對於宣帝的崇敬和支持，一時之間，劉詢的偉大形象，直追漢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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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宣帝對吏治的改革良臣的獎賞可看出其的確是個勤政愛民，擁有著雄才大略的好皇帝。但是，仁政之君也有鐵血的一麵。
及至霍家被誅、宣帝當政，劉詢便開始在刑罰上進行改革，強調嚴刑峻法，著手懲治不法官吏和豪強。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貪汙的官員都相繼被誅殺。大司農田延年在尊立漢宣帝時，作用非凡，就連他也因為貪汙而被告發。劉詢震怒，田延年有功，並且一直被劉詢引為重臣。這次他犯罪，正值宣帝改革刑罰之際，萬萬不能夠因他一人而耽誤了國家大事，雖然朝中大臣多為他說情，認為“春秋之義，以功覆過”，但劉詢最終沒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詣廷尉”受審，擬以重罰於田延年，田延年無奈之下畏罪自殺。
劉詢不僅以執法嚴明著稱，還以為政寬簡聞名。他認為，對待官員的貪贓枉法行為，必須要施以嚴懲，然而對於平民百姓的治理，則需要一些善於明斷同時又有寬大胸懷的官員，他們在定罪量刑之時，往往可以在懷著同情心的情況下，讓百姓切實地得到利益。因此，宣帝在任用地方官吏時，除啟用了一些精明能乾的能吏去嚴厲鎮壓不法豪強外，大多數則是任用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從而改變了吏治苛嚴和破壞的現象，社會矛盾也得到了極大的緩和，政治局麵亦得以穩定。
其實在劉詢入宮之前因為一次誣陷而被告盜竊送入大牢之中，幸好他妻子許平君的父親是當地的官員，在他的斡旋下，劉詢才得以逃脫責罰。但是，前人之事、後人之師，劉詢對於朝廷官吏不分青紅皂白、經常判出冤假錯案的做法，深惡痛絕。
在他掌握國家大權之後，提出要堅決廢除苛法，平理冤獄。劉詢親政後不久，還親自參加了一些案件的審理。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劉詢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專掌刑獄的評審和複核的廷尉平一官，並設置了治禦史以審核廷尉量刑輕重。次年，劉詢接著又下詔，廢除了首匿連坐法，並下令赦免因上書觸犯他名諱的人。
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他派二十四人到全國各地巡查，平理冤獄，檢舉濫用刑罰的官員。除此以外，劉詢還先後十次下令，大赦天下。一時之間，天下人人對劉詢的所作所為感恩戴德。
昭帝也曾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顯著的效果，隻是，對於鹽、鐵，依然沒有進行徹底的改革。宣帝親政後，加大了改革力度。他在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詔道“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憫）之。鹽，民之食，而賈鹹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由此可見，工商官營政策在昭帝時期仍然存在部分施行，經過宣帝的大力整頓，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和貪汙腐敗等問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有效抑製，這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以及國力的逐漸恢複和強大。
一時之間，“昭宣中興”被人們口耳相傳，遂載入史冊，被史家認為是自漢朝立國以來，最繁榮興盛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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