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試臨近，最為困擾考生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自熙豐年間開始的科舉取士的方式與內容是否會不會再發生變動。
按理說來，元佑八年，也就是去年的三月，朝廷已經下過詔書，其中明確說明“禦試舉人複試賦、詩、論三題。”
說的禦試就是所謂的殿試，是三場考試的最後一場，但隱含的意思自然也是解試、省試都依此而行。
眼下各地的解試都已依此結束，可是如今的省試與殿試會不會還有變化呢？
畢竟，今年的省試，因為前太皇太後的葬禮推遲了一個月，往年可是正月下旬就要開始。
更重要的是，大家之所以有這樣的疑惑，還是與皇帝親政後的各種舉動密切相關接下來會不會下定決心實施熙豐新法，可能還不一定能夠說準。但是凡是先太皇太後做過的事、他都喜歡反著來的性子，諸位大臣算是基本都領略到了。
那麼，元佑八年三月發的詔令，它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這段時間，秦觀在給秦剛作考試前的最後輔導時，也在關注這件事。
“其實如果改以試策的話，對徐之你更加有利。畢竟你的詩賦水平並不穩定。”秦觀也是因為多看了一些秦剛在他麵前所作的一些命題詩詞，雖然總體水平尚還不錯，但少有之前幾首帶給他的驚喜。包括前幾天他在中太一宮所作的那首詠雞詩，還是走的非常規之路，在平時遊戲中拿來震驚一下旁人尚可，到了省試殿試之上，就討不得多少便宜，甚至在一些閱卷官麵前，反而會吃大虧。
秦剛看到老師說起科舉考試方式的變化時，卻是一臉的心平氣和，並沒新舊黨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激烈爭奪態度，便問道“老師，我記得當初朝堂爭論科舉考試，到底是該以詩賦取士、還是應以經義策論取士時，蘇大學士是堅決反對後者的。外人多說是因為大學士以己詩賦之才而自負，實則他的策論水平又何嘗不是絕佳呢？”
秦剛所言確是事實，蘇軾在參加省試時的策論答卷《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曾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歐陽修之後曾言“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而且蘇軾還是宋朝極少的製科考試狀元。
關於製科，前麵介紹過的李清臣，就是通過製科考試入了館職成為京官。這一考試不是麵對所有考生開放的，而是皇帝臨時下詔舉行，參加的人至少得符合兩個極其苛刻的條件
第一要有要獲得德高望重的重臣推薦，而且這些重臣實際要對推薦人擔有連帶責任。第二提交自己平時所作的策論共五十篇文章，經過考評認定有資格，才可參加最後的考試。
而最後的考試也堪稱地獄級難度，考生必須在一天一夜內完成六篇各不少於三千字的策論。這些文章的範圍涉及九經、十七史、七書等等共四十餘本書目，包含了名家經典思想、財經、政治、軍事等等方麵的內容。所以，考生所作文章中必須要根據題目的內容引用出相關典籍的上下文，在深入理解經典思想的同時，還要有自己精到的見解、觀點。
秦觀對此解釋道“我皇宋立朝以來，在製科考試中，唯有仁宗時的吳育吳春卿與老師二人獲過最高一等的成績，老師的策論文章當屬天下一絕。可恰恰是是因為他擅長策論，則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論考試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與缺陷。”
“哦？以秦剛之陋見，這策論可以考察學子對於政治、民生等諸事的見識，並可從文中看出他們對於政事的理解程度與處理思想，豈不是要強於詩賦乎？”秦剛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徐之你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觀搖搖頭說，“單從文章本身來看，的確是有這樣的好處。但是回到考試本身就會發現，一是策論寫作有程式、有樣板，二是策論試題太狹窄，因為你要貼近時事政務，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題，然後交上來的試卷，多是提前寫好的範文，甚至還會是請人捉筆的作品。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選出來的人才便很成問題。”
所以說，蘇軾此人看似豪放不羈，其實卻是最講實際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觀點，絕非那種認死理、講麵子的黨爭之辭。
在新法實施之初，他就從“新法急推時過於折騰民眾、許多地方與民爭利”等等這些客觀出現的事實角度出發，急呼不得強行推廣。而等到司馬光一黨上台之後，開始全麵廢除新法的時候，卻又是他站出來，指出“新法經過若乾年的推廣，有些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有些地方也被民眾習慣，所以此時應該針對性地修複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騰民眾？”
對於科學取士標準，蘇軾的觀點同樣如此。
他並非隻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來辯論詩賦與經義策論的優劣點，而是直接從實踐入手，指出科舉考試的本質是為朝廷選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對於考生而言，無論是詩賦、經義還是策論，都各有優劣，僅隻代表了一個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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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蘇軾真正的觀點卻是“今後差使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才學之人”。而他所謂的堅持“詩賦取士”的觀點，隻是認為，相對在三者之中，詩賦創作，不容易作弊，更加能夠在一兩場考試中，可以相對客觀公正地選拔出相對優秀的人才。
聽到這裡，秦剛以其自己從現代穿越過來的經驗才在心底發出真正的感慨，這一思想居然能夠一直延續到了一千年後的中國儘管有無數的人去指責、批評現代中國高考製度中的種種缺陷與不足，但是依舊無法改變這一事實高考是現行社會環境下唯一相對最為公平的全民人才選拔的機製。
“詩賦不是同樣可以提前預作好麼？”一旁的秦湛提出他的疑問。
“非也！”秦觀搖頭道，“詩賦命題範圍極廣，不像經義策論出題時會受限。而且，詩賦的考核標準又多，主考官出題，副主考限韻。考生根本就不太可能提前作好。對於人為的泄題風險還能更好地防範。這便是老師的苦心堅持所在。”
“那詩賦做得好，就意味著做官就能做得好嗎？”秦湛不服氣地質問。
“經義、策論亦然！”秦觀淡淡地說道，“三者皆未必，那就選擇最難的一項來選拔！更何況，詩賦多有比興手法，文以載道、字以傳情，詩詞其中，深諳處世為官之許多關鍵。”
事實也是的確如此，蘇軾雖然政治上疏於算計、遠離黨爭，但他在為官從政方麵，依舊是展現出了極其優秀的工作能力。不論是在知徐州時的修堤防洪、還是知杭州時疏浚西湖，甚至其後被貶數地，卻都能做到為政一地、造福一方，許多繁雜瑣事，在他手中，卻往往都能信手而解，聲譽鵲起。他正以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著“詩詞作得好的人，必也能將官做好”的標準。
“如此說來，師公的本意是朝廷取士當以‘詞賦經義策論’三者並重，隻是世人多有誤解。”秦剛的這句話中提到了“師公”的稱謂，這是宋朝所沒有的，但是秦觀聽了後，也能理解其義，也就不去過多理會了。“學生當謹記其中深意，無論朝廷考試著重於哪一點，都將儘力發揮能力，以取佳績。”
秦觀聽了很為欣慰地點點頭道“徐之你的文字功底雖然尚欠火候，但你的領悟力極佳，甚至遠強於為師，這是你的優點，值得好好地發揮。”
正是因為秦觀對其作了詩賦的貼身指導，秦剛才能深刻地感悟到，在老師秦少遊的大量詩詞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一些個人經曆以及參加各類歌舞酒會的酬唱之作外，他在眾多作品中傾注了千萬柔情、以至不渝之愛的那個“她”，其實更多的所指，便是他內心對於屢爭屢挫的人生理想與事業追求的寄托。
彆的尚且不說，就以其流傳千古的愛情絕唱之《鵲橋仙》來看，這首詞作，不僅一掃秦觀本人在其它歌頌愛情、思念的詞作之中所充斥的“憂、恨、愁、苦、悲、怨”的低暗情緒，卻以無比熱情的心態與和豁達的情懷，表達了對於牛郎織女這份“一相逢、更勝卻人間無數”的偉大愛情的讚頌。
而麵對“忍顧鵲橋歸路”的現實無奈時，他更是超凡脫俗地喊出了令無數後人俯首折腰的情感哲學名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這哪裡是在寫一份簡單的人間愛情？
這又豈是在表達對於哪對凡塵男女之間的簡單情愫？
這分明就是秦觀曆經青年人生的追求不得、理想不滅、人生不悔、矢誌不渝之後的強大心聲表露。
詠物托喻、以情明誌，這本身就是詩詞創作的基本手法。
數百年之後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無論是劉半農的《叫我如何不想她》，還是戴望舒的《雨巷》，會有誰去執著於狹隘地尋覓在詩句中出現的她與憂怨姑娘到底會是誰家的女子呢？
秦剛慶幸自己能夠有這一次的穿越機會，並能夠站在此時的秦觀身旁，如此近距離地感受著這位天才學士的魅力照射。真正理解為何蘇軾在如雲的門下弟子中卻獨讚秦觀“雄辭雜令古，中有屈、宋才”的道理。
當然，此時的秦觀，還在仔細猜測著今科朝廷省試的種種可能，還在為了讓自己的弟子能夠一舉中榜而費心思量。
之後，他又執筆落紙，一邊寫下了若乾的題目，一邊在說“為師慚愧，應試多次方得取中，卻也從中積下了不少心得。雖從朝廷而言，以試取才須憑真材實乾，但是落在我們自己的身上，能否中榜才是頭等要事。若有捷徑，當不須放過。這些題目，都是為師揣摩今日之政堂關注之重點，你這幾日就把它們寫出來，再交予我幫你改改。”
秦觀現在所做的事，也是千年之後，判斷名師的重要標準之一為學生押題。
秦剛抬眼看去，隻看得幾行題目，便已在心裡翻起了驚訝，因為這裡約有大半，都是從熙豐變法與元佑更化之間的新舊法對比中而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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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手裡的東西交給秦剛時，秦觀也看出了他的疑惑，再次歎了一口氣道“這黨爭之害，已經不止隻在於朝堂了，像你等士子也習慣於先看事情的黨派，之後才去判斷這件事本身值不值得去討論，這是我們讀書學習應該後的正確態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