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煜的燕國地圖，短得連匕首都藏不住了。
夏原吉幾乎是馬上就想到了元朝盛行的包稅製，以及洪武四大案之中牽連最廣，也最冤枉的空印案。
兩者的共同點就是都有著放權給地方，而且都給大明的稅製帶來了深遠影響。
夏原吉感到警惕，單純是因為熟知包稅製與空印案的危害。
前者讓元朝稅製混亂，國勢不穩，後者更是牽連被誅數萬人。
林先生可是好不容易才“脫罪免死”，後麵等等機會就能等到大赦天下，把流放罪也給免了。
大赦天下，雖然算是封建專製下的例行恩典，但大多隻在特殊場合頒布，比如新皇登極……
去年朱高熾實際已經用過一次，但林煜當時屬於謀逆死囚，不在大赦之列，再加上也沒人知道他。
今年繼續大赦天下，嚴格來說合規，但不太合理，因為有些太頻繁了。
可以說，朱高熾為了找借口也是拚了！
夏原吉自然得提醒一下，彆把陛下的好心給一不小心弄沒了。
林煜眼瞅著對方如此緊張，不由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這才寬慰道：“莫慌莫慌，你所想的我都知道，洪武四大案和包稅製嘛。”
“這兩者真正的核心，能夠顛覆王朝，讓朝廷、地方博弈失衡虧輸的隻有土地稅，也就是田稅。”
“所以，隻要不涉及到田稅，那分稅製就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從包稅製的曆史來看，雖然是在後唐末年才開始，但實際上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來的。
五代以前，大唐還未滅亡，經曆過了安史之亂的頹勢，唐王朝迅速進入到了“反複中興、衰弱”循環副本的中唐階段。
因為安史之亂的影響，地方節度使逐漸藩鎮化，朝廷難以控製愈發膨脹的藩鎮，而且藩鎮的割據化也讓朝廷財政運轉不靈。
唐初的租庸調製名存實亡，朝廷收不上來錢了。
怎麼辦呢？
自然是改革稅製，重定新法，想辦法撈錢了！
林煜接著說道：“所以，在唐代宗廣德二年，朝廷便下詔令：天下戶口，由所在地刺史、縣令據當時實在人戶，依貧富評定等級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稅），不準按舊籍帳的虛額原來戶籍上的人丁、田畝、租庸調數字）去攤及鄰保。”
“這實際上就是用戶稅的征收原則去代替漸漸失效的租庸調稅法，隻不過並沒有被中基層官吏貫徹下去。”
“到了永泰元年，唐廷發現之前的改革行不通後，索性破罐子破摔，乾脆強行恢複古代夏商周）的十一稅製，實際上就是將地稅加重，從而達到為朝廷斂財的目的。”
“一直到大曆十四年末，李豫駕崩了，換了李適上台，重新被召回朝堂的楊炎，首次提出了‘兩稅法’，並徹底廢除租庸調製與兩稅以外的所有雜稅。至建中元年李適登極改元）的正月初一，李適采納了楊炎的建議，正式下詔強推‘兩稅法’。”
“在兩稅法的製度下，朝廷中樞會先定一個財政支出的總稅額，也就是國家一年的財政預算，再按照這個預算向各地百姓征收。”
“而且，與曆朝稅法都不同的是，兩稅法下眾生平等，兩稅法的基本依據就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這意味著朝廷征稅不再區分土戶本貫戶）和客戶外來戶），隻要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就需要上籍征稅……”
夏原吉適時地補充一句：“包括門閥權貴。”
對唐代稅法改革並不熟悉的於謙，先是感到驚訝，旋即就是眉頭緊鎖：“唐朝的門閥勢力極大，哪怕有著科舉進行掣肘，但至少終唐一朝，門閥權貴的力量都沒有遭到太大削弱，就連唐太宗當年修撰《氏族誌》，也是掣肘頗多……”
林煜搖搖頭說道：“何止是掣肘頗多啊！李二鳳……李世民想把自家的李姓排第一，五姓七望都不同意，後來他們還私下裡自己又編了一本，不帶李世民玩。”
這麼一說，那就屬實太過分了。
李世民可能都知道這件事，但依舊要做出妥協，假裝不清楚。
因為說白了，李唐皇室原來的身份也是門閥豪族，真以為李淵晉陽起兵，最後是靠著手段才在“隋末亂世吃雞大賽”中獲勝的？
實際上，隋文帝楊堅，他家是北周八柱國頂級權貴，鮮卑姓普六茹，也叫普六茹堅。
至於李淵，他先祖是八柱國，往下也是十二大將軍，妥妥的天潢貴胄。
正因為這個，李世民才被謠傳是鮮卑血統。
按照北周八柱國的傳統，都要取鮮卑姓來融入貴胄圈子，李家的鮮卑姓叫大野，不是說人家取個鮮卑姓，就是鮮卑人了……
能與秦皇漢武齊名並列的李世民，都沒辦法把門閥乾掉，更何況在安史之亂後已經陷入頹勢的唐德宗。
林煜接著說道：“唐德宗推行兩稅法不過三年時間，國家的賦稅就從一年的600萬貫，增加到了1300多萬貫，翻了一倍還不止。”
“如此巨額的兩稅收益，極大緩解了唐王朝的財政負擔，也為後來的‘元和中興’打下了基礎。”
“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兩稅法的本質似乎是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但廢除租庸調製同樣也意味著國家對百姓的控製力減弱，隻能從田稅來找補，否則就會收不上來稅。”
“而且，兩稅法以貨幣代替實物稅，讓地方得到了巧立名目的機會，因為唐朝根本沒那麼多貨幣，也沒有將貨幣下行到百姓手中。”
“兩稅法推行不久，就出現了錢重物輕，農民被迫賤賣絹帛、穀物來交稅納錢的情況，再加上朝廷隻負責每年定額，並沒有對實際征稅做出限製，地方官吏便在兩稅之外巧立名目，比如間架稅房產稅）、除陌錢買賣稅）等……”
“最重要的是，兩稅法並不抑製土地兼並，這導致唐德宗看似銳意改革，但實際上他在位的時候，土地兼並反而也是最嚴重的時候，許多農民失地變為佃戶、莊客，也讓唐朝能控製征稅的地產迅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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