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大明的理學不僅在思想上極端，而且在執行上也更加抽象。
宣揚理學者，往往壓根做不到理學最基本的“知行合一”，他們隻會將自己做不到的，強加給朝廷，強加給皇帝，強加給下層的百姓。
而真正遵守理學的呢？
自然是該乾嘛乾嘛，人生苦短，及時行樂，享受榮華富貴才是真。
存天理，滅人欲？
那是皇帝和百姓該乾的事情，他們這些理學的士大夫們，就應該教導皇帝和百姓，乖乖聽從擺布，皇帝老老實實做被背鍋俠，百姓老老實實讓士大夫們敲骨吸髓就行了。
百姓喊疼，那你就是不孝，皇帝不讓，那就是不仁。
百姓反抗，那就是不忠，皇帝改革，那就是暴虐。
反正我搶你的錢是對的，我搶你的土地也是對的，我要你的讓人頭更是對的。
“我沒法跟你們說什麼大道理，也沒那個條件（口才）去跟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理學大儒們去辯經，我隻知道實事求是。”
林煜搖著頭說道“理學的開創者是‘二程’，是他們先提出了‘天理’，才有著朱熹去改進，但你們知道朱熹為何會去改進‘二程’的那套‘天理’嗎？”
為什麼？
這還用問嗎？
作為理學門徒的楊榮，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二程”最初創立理學，開創“天理”道德，本意上的確是好的。
但在執行上，卻可以用離譜來形容。
就拿“二程”中的程頤來說，因為他曾經做過一段時間宋哲宗的老師，親自教導過年幼的哲宗皇帝長達三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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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程頤的“天理”學說，理論上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其實是很有利的，程頤也試圖以此來影響趙煦接受他的主張。
但程頤忽視了趙煦才十歲，年輕人是有叛逆心的，如果僅僅是灌輸舊黨的保守主張還很正常，那僅僅是政見不同而已，可程頤和其背後的舊黨成員為了塑造他們心中的完美君王，不停的乾涉趙煦的私生活，強製性的要求皇帝按照他們的標準來做人。
用劄記《古今譚概》中的記載“程頤為講官。一日講罷，未退，上偶起憑欄，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拆。’上擲枝於地，不樂而罷。”
如果說這算野史傳記，當不得真的話，那還有正兒八經的《宋史》。
“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當然，程頤肯定也不是故意的，因為他不止對皇帝這麼嚴格，對當時掌權的“女中堯舜”高滔滔也是一點麵子都不給。
“帝嘗以瘡疹不禦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禦殿，太後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如此，就把所有人都得罪了，程頤被迫辭官歸鄉潛心治學。
到了後來哲宗親政，也沒有因為帝師的身份，把他召回，反而任由新黨對程頤進行打壓，一路貶官遷調，直至把程頤折騰死。
（冷知識宋朝不殺士大夫，所以要殺官，就隻能不停調任貶官，折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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