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綱與五常二者相互結合，構建出中國封建道德體係，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其中，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涉及宗法製封建社會中的國家政治生活關係，家庭中的倫理生活關係，在客觀上解決了政權、夫權、父權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
“仁、義、禮、智、信五常涉及人際交往的關係，是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解決了政治修養和道德修養的問題。”
“三綱五常貫穿於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麵，是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綱領，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成分與重要內容。”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是在思想上消滅諸子百家思想，而是吸納消化吸收融合到儒家思想。
漢初的無為而治，雖然實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
但也正是因為無為，儒家和道家爭論不休，中央和地方貌合神離，來自匈奴的威脅越來越大。
大漢王朝在思想上、製度上、外交上的問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這一切都交到了漢武帝手上。
武帝好大喜功的個性，必然不甘心無為而治。
這就需要一套權威的思想體係作為理論基礎，以實現武帝的野心。
竇太後一去世，早已按耐不住的漢武帝立即詔令全國尋天下名士，問治國良策。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他和他的天人三策橫空出世。
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三個主要思想，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大一統、尊王攘夷以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解決的是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高祖皇帝當年打天下的時候，靠的是武力奪取政權。
但是他卻認為，高祖之所以能當皇帝，是因為生下來就是當皇帝的命，這是天意的安排。
當然，並不是他說一句君權神授老百姓就會認可的。
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觀點。
他吸收陰陽家的陰陽五行等觀念，結合儒家的自然法則和人規範，進而引出天子受命於天的核心觀點。
他還強調，天道體現於人間，其實質就是三綱五常。
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同時，他又強調天人感應。
皇帝受命於天治理人間，如果做的好，老天就會降下祥瑞。
如果做的不好，老天爺就會降下天災示警，約束皇帝的德行。
而到底什麼才是祥瑞，什麼才是災變，這些祥瑞和災變又預示著什麼。
最終解釋權又都掌握在儒家手中，進而形成儒家士大夫和帝王之間的思想共識。
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解決的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治的問題。
漢初分封所產生的曆史問題，讓每一位皇帝頭疼不已。
高祖通過逼諸侯造反剪除異姓王，文帝通過打壓諸侯分化同姓王，景帝通過削藩壓製諸侯王。
到了武帝這裡，再也不用搞什麼陰謀陽謀。
直接來一句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收回諸侯王的封地。
徹底將先秦時期裂土封侯的舊思想掃進曆史垃圾堆，一舉解決地方諸侯問題。
真正做到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內，皆是王臣。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解決的是意識思想問題。
百家爭鳴，百家齊放固然精彩，但社會上的聲音多了，老百姓就會陷入茫然而不知接下來的道路該往何處走。
隻有統一了思想，社會才能安定下來，才能接著向前發展。
所以，他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學統一教化人們的思想。
同時要求統治者以儒學為指導思想，以約束人們的行為，教化百姓，進而實現禮樂太平。
很顯然，他主張的儒術已經和幾百年前的孔孟之道大相徑庭了。
相較於孔子執著於恢複早已不合時宜的周禮，他與時俱進，充分吸收陰陽家、道家和法家的精華。
提出的一個嶄新的契合當下時代背景，滿足帝王統治需求的新儒學，是哲學思想和統治理念的完美結合。
明麵上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還是君主專製和中央集權，這也是漢武帝接受獨尊儒術的根本原因。
“漢武帝認為，董仲舒的思想主張對於建立大一統的政權、維護長期統治十分有利。”
“於是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了百家博士，並采取了一係列崇儒措施。”
“公元前136年，漢武帝欽定《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
“並設立研究和傳播五經的博士，儒家經典成為皇帝欽定的教科書。”
“之後漢武帝興辦太學，規定太學生員一律由儒家五經博士負責教授，考試合格即可到朝廷當官。”
“從此，儒家思想的理論體係和經典，便成為成為曆朝曆代統治者推崇的正統思想。”
“這一變化，在中國的文化變遷中一方麵把布衣孔子變成了統治階級的聖人。”
“另一方麵，奠定了儒家學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導地位。”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影響極其深遠。”
“首先，這一政策確立了儒學的統治地位，結束了自春秋以來學術與政治的分離狀態。”
“使儒學由私學轉化為官學，學術與政治融為一體。”
“其次，該政策的推行促進了社會的和諧，鞏固了大一統帝國的局麵，並影響了漢代人才的選拔和漢代經學的產生。”
“但同時，這一政策也導致了教條主義現象的出現，不利於學術思想的發展。”
李世民：漢武帝選中儒家思想作為治理天下的唯一主導思想，其背後有著深層次的原因。
在他看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真正的原因有三點。
首先，從帝王的角度來看，儒家思想是一種趨向於中和的思想。
儒家思想既不像秦朝時期采取的法家思想那樣嚴刑峻法，也不像漢初采取的道家思想那樣無為而治，而是在兩者之間找尋一個平衡點。
因為秦朝距離漢武帝時期並不遙遠，這就使得這個觀點在當時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秦朝雖然橫掃六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但是戰時成為法寶的法家思想在太平時期就顯得過於嚴厲了。
正所謂亂世用重典，而到了治世如果還用重典，那無疑會遭致百姓的反對。
法家思想太過嚴厲不行，溫和的道家思想也不行。
為了緩解天下疲敝的局麵，也為了同秦朝的殘暴統治劃清界限，漢初時選擇用黃老之學作為指導思想治理國家。
經過了數年的休養生息，百姓得到了久違的喘息，國力也得到了恢複和加強。
效果是顯著的，但是這種思想帶來的弊端也同樣明顯。
由於倡導無為而治，地方封國日益強大，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力也逐漸下降，直至到漢景帝一朝爆發了七國之亂。
而在中央，帝王的權威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脅。
在各種勢力的交織影響下，作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往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使權力。
而儒家思想則介於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二者之間，使漢武帝在避免前車之鑒的同時有了一個新的選擇。
其次，儒家思想所主張的理念有利於中央集權，尤其是皇權的鞏固和加強。
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張之一就是君權神授，皇帝作為天子擁有無可辯駁的統治地位。
天下臣民接受皇帝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無比榮耀的事。
而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常經過漢朝皇帝的宣傳同君權神授的思想結合起來，進一步構成了教導百姓忠君愛國的理論基礎。
這一切都完美地契合了漢武帝想要達到的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的目的，使得天下臣民在耳濡目染的過程中從內心裡接受了思想的轉變。
從某種意義上講，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初衷在於加強皇權，以便維護劉漢皇室的統治。
最後，漢武帝的個人意願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董仲舒提出的這一思想主張與漢武帝的想法不謀而合，於是迅速得到漢武帝的采納。
這個想法一經提出就遭到了以竇太後為首的崇尚黃老之道一派人的極力反對，一大批支持儒學的大臣被打壓。
但是羽翼已豐的漢武帝，正好借此機會開展他的抗爭。
直至竇太後逝世後，漢武帝再也沒有顧忌，支持儒家思想的一派再度崛起。
而包括黃老思想在內的其他思想學說則被一律排除在官學之外，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在之後的上千年中再也沒有被動搖過。
漢武帝在即位之初麵臨的形勢是十分複雜的，這其中既有治亂除弊後的百廢待興，又有黃老思想影響下的皇權削弱。
而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想要實現心中的宏偉目標，成就前所未有的豐功偉業，就要改變這一現狀。
變革的措施和方法包括很多種，而在這其中起到統領作用的，體現在思想層麵上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之所以選擇儒家思想作為治理天下的唯一主導思想，有著多重而複雜的原因。
其中既有個人的喜好，也有加強中央集權和皇權的政治需要，還有秦朝和漢朝初期采取其他思想所造成的不利局麵的前車之鑒。
但歸根結底，這是基於當時曆史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漢武帝隻是順應了曆史發展潮流。
從某種意義上講，漢武帝做出的這個選擇是時代的選擇也是曆史的選擇。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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