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東晉朝廷逐漸形成了門閥製度，地方設立僑置州郡。
經濟上，東晉勸課農桑、出現莊園經濟，江南得到了初步的開發。
然而，漢末三國以來土地兼並的情況，到了東晉時期卻是愈演愈烈。
賦稅上，在淝水之戰後，東晉基本恢複了西晉的戶調之式。
謝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稅，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製度被改變了。
由此可以見到，人們把役、調對舉，服役者不能免調，輸調者不能免役。
《晉書·範寧傳》所記便有“舉召役、調，皆相資須”之言。
所謂“皆相資須”，即役、調都得承擔。
聞人奭也有“百姓單貧，役、調深刻”之言（《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百姓是既要交稅，又要服役，從而出現了“流瑾不絕”的現象，王公貴族卻是從來不服役的。
淝水之戰前要納稅，而戰後，也看不到有關他們納稅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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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有所謂“複士”，推其源當始於淝水之戰。
淝水之戰後，親屬雖不可蔭，世族公卿本人卻重新變成了可以享受免稅特權的階層。
這又是鎮之以靜方針被破壞的表現。
人口方麵，由於北方戰亂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從而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動。
同時，滯留在北方的漢人，則依靠塢堡自衛。
當時，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分彆為
一、296年，晉惠帝時期，關中發生齊萬年之亂。
二、數萬人民由關中經過漢中，抵達蜀地，之後協助李特、李雄立國。
三、另一股經漢水、宛至淮河，後為石勒吸收。
四、巴蜀動亂後，人民逃至荊湘地區，因受土豪欺壓而叛亂，最後為王敦、陶侃平定。
五、並州饑民向冀豫地區乞食，後由田甄率領，稱為“乞活賊”。
六、涼州少受戰亂，眾多人民前往避難。
由於保留大量漢人文物製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間（307年—312年）南遷人口約有五十萬，至東晉初南方人口達1050萬人。
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與農作物種，使南方得到大規模開發。
經過近百年較安定的增長，到東晉末人口達1746萬人。
都城建康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蕭梁時擁有140餘萬人口，成為各地農產業、手工業品的集散地。
城內外的貿易市場就有十多個，來往船隻成千上萬。
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陽、壽陽、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業城市。
文化上，東晉時期取得了一定成就，各類詩詞歌賦都大盛於東晉。
著名的文學家，有謝靈運、陶淵明、王羲之等人。
在繪畫、書法方麵也有頗傑出的成就，如顧愷之的畫作；王羲之的書法，都有很高藝術價值。
思想上，東晉一朝，玄學之風相當盛行。
除此以外，魏晉（西晉）時期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
當時，世族生活優裕，多喜於名山古刹、彆墅湖畔優談玄理，成為社交活動。
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終日暢談玄理，形成苟且頹廢的價值觀，導致東晉朝廷逸於偏安。
由於佛教東傳，許詣、孫綽將佛學加入清談，與玄學互相激湯。
若乾僧侶也加入清談，傳達佛學，例如竺法護、道林等人。
不過仍然有人反對清談，大多為寒族，如西晉裴頠、江惇、範寧，東晉應詹、陶侃、卞壺等人。
範寧甚至著有《罪王何論》，嚴厲批評何晏、王弼二人。
但清談仍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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