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載坖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朱翊鈞於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他在位初期，由張居正等大臣輔佐，實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麵。但後期，他荒於政事，長期不理朝政，國家運轉幾乎停擺。明朝逐漸走向衰落。
從他爺爺朱厚熜後期沉迷煉丹修道不理朝政，到父親朱載坖後期的沉迷享樂，再到自己後期的長期怠政，這種連續幾代皇帝在統治後期出現的消極執政態度，對明朝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麵都產生了嚴重的負麵影響。也暴露出封建帝製下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監督和製約機製的弊端，容易導致皇帝的個人行為對國家命運產生重大影響。
朱翊鈞年幼的他在張居正等大臣的輔佐下，奮力開啟了一段扭轉乾坤的複興之旅，這便是赫赫有名的“萬曆中興”。
且說那考成法，張居正為了整治官場慵懶怠政的風氣，精心製定了這一嚴規。規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彆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
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論處；六科亦可根據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閣同樣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禮部的員外郎王大人，本是個混日子的主兒。考成法一出，他起初不以為意，依舊散漫行事。待到期限將至，他負責的祭祀籌備事宜仍未完成。這可不得了，被六科狠狠參了一本，不僅被罰了俸祿，還降了職。這事兒一出，滿朝官員皆驚，誰也不敢再輕視這考成法，辦事效率那是蹭蹭上漲。
張居正親自帶著一幫官員深入福建鄉村，與當地百姓交談，實地丈量土地。遇到那豪強權貴霸占土地卻不納稅的，張居正毫不手軟，堅決清查。福建試點成功後，迅速推向全國。
這一條鞭法，從前百姓交稅，又是糧食又是布匹，繁瑣不堪。如今統一折成銀兩，簡單明了。富商原本想儘辦法偷稅漏稅，這下子可沒了空子可鑽，乖乖按章納稅。
在張居正的全力治理下，黃河水患得以控製，淮河航運通暢，運河運輸繁忙，南北貨物往來頻繁，商業繁榮。
朱翊鈞皇上慧眼識珠，重用戚繼光和李成梁。為明朝的邊疆穩固發揮了關鍵作用。
戚繼光在薊門，致力於操練兵馬，他所統領的軍隊紀律嚴明，軍容整肅。有一回，韃靼派出一小股精銳部隊妄圖趁夜偷襲。戚家軍憑借著嚴密的軍陣和出色的戰術，給予韃靼敵軍以沉重打擊，使其丟盔棄甲，落荒而逃。
李成梁在遼東威名遠揚，他憑借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敏銳的洞察力，多次識破敵軍的陰謀。麵對來犯之敵，他指揮若定，果敢堅決，一次次成功將侵犯之敵阻擋在國門之外。
戚繼光的晚年頗為淒涼。張居正病逝後，戚繼光受到牽連，被調往廣東，最終在窮困潦倒中離世。
李成梁則因後期在邊事上的一些失誤，以及放縱努爾哈赤勢力的崛起，受到了諸多指責。
這段曆史見證了兩位名將的輝煌與坎坷，他們的功績與遭遇都成為了明朝曆史中不可磨滅的印記。
當時間來到萬曆皇帝執政的中期，之前的繁榮安寧開始麵臨新的挑戰與考驗，形勢變得複雜起來。
“國本之爭”則是圍繞著皇長子朱常洛的冊立問題展開。萬曆皇帝寵愛鄭貴妃，欲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而大臣們依據封建禮法，堅持應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場爭論持續了多年，眾多大臣紛紛上書諫言，導致萬曆皇帝與大臣之間關係緊張。
最終以朱常洛被立為太子而告終，但這場曠日持久的爭鬥使得朝廷內部黨爭加劇，政治風氣敗壞，也為明朝後期的政治危機埋下了隱患。
朱翊鈞親政後，對馮保和張居正進行了清算。馮保作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二人在萬曆初期權勢顯赫，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去世後，朱翊鈞親政。為了樹立威嚴，他著手清算內廷勢力極大的大太監馮保，將其罷去東廠提督的職位，押到南京軟禁，抄沒家產。
隨後，群臣對已故的張居正發起了攻擊。萬曆十一年，朱翊鈞看了有關張居正的獄詞後，剝奪其太師等職位，並斥其子為民。之後又追奪張居正的諡號，抄沒其家，將張居正的罪狀告示天下，甚至把張居正的屍體從棺材裡挖出暴曬，流放其後代。
在“爭國本”事件後，朱翊鈞竟多年不上朝，深居簡出，不理政事。據史料記載，他連續多年不上朝，甚至出現了“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隻剩下四個人，十三道隻剩下五人”的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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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爭在這一時期也愈演愈烈，以東林黨、浙黨、齊黨等為代表，各方為爭奪權力互相攻擊。在處理“梃擊案”時，不同黨派各執一詞，使得案情撲朔迷離，真相難以查明，極大地消耗了朝廷的精力。
土地兼並嚴重，皇室、勳貴和官僚大肆侵占土地。據統計，萬曆年間，僅福王朱常洵就獲得了兩萬頃莊田。沉重的賦稅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大量農民破產逃亡。國家財政收入銳減，太倉銀庫的存銀從張居正時期的數百萬兩急劇減少。
萬曆三大征雖取得一定勝利，但也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遼東地區的邊防日益鬆弛，努爾哈赤領導的女真部落逐漸崛起。
萬曆四十七年的薩爾滸之戰，投入兵力約餘人，結果大敗，損失兵力約餘人。此役成為明清戰爭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遼東戰爭的敗局遂成。為了應付龐大的軍費，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
揮霍國庫，發動萬曆三大征（李如鬆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鬆、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雖然鞏固了漢家疆土，但軍費消耗甚巨。
他還派稅監礦使搜刮百姓，致使各地民變起義不斷。官吏貪汙腐敗，朝廷黨爭不斷，明朝在遼東逐漸轉為被動。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敗明軍。
官員的貪汙腐敗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據詳儘的賬目清查，僅京城六部官員貪汙受賄的金額就超過了八百萬兩白銀。地方巡撫在短短兩年任期間，通過巧立稅目、侵吞公款等手段，貪汙數額竟高達一百二十萬兩。
許多重要的政策和法令無法按時頒布和執行，致使國家治理嚴重滯後。就拿治理黃河水患來說，原本計劃投入一千二百萬兩白銀、預計三年完工的大型工程，因缺乏有效統籌和決策，經費被層層貪汙克扣，實際投入僅有六百萬兩左右，工程拖延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間，百姓遭受的水災直接經濟損失累計超過一千五百萬兩白銀，受災人口多達八十萬戶。
全國學校的經費被大幅削減，原本每年約有二千五百萬兩的經費支持，此時驟減至不足一千萬兩。教師的薪資待遇大幅降低，據統計，某省的教師離職率在一年內高達四成。某縣原本有一百五十名教師，一年間就有六十名教師因待遇問題離開崗位。
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盜賊猖獗，匪患泛濫。據當時多地的地方誌綜合記載，某地區在一年內發生的盜竊、搶劫案件多達一千五百起，民眾的財產損失累計超過五百萬兩白銀。僅一個中等規模的城鎮，因匪患導致的人口流失就超過兩千人，民眾生活在極度的恐懼之中。
這些種種問題相互交織，使得明朝的衰落之勢如決堤之水難以遏製，曾經的輝煌繁榮徹底成為過往，國家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危機深淵。
《明史》作者張廷玉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主要是因為神宗後期的怠政和一些政策失誤，導致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萬曆四十八年，朱翊鈞在弘德殿駕崩，享年五十八歲，在位48年，廟號為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安葬在定陵。傳位給了皇太子朱常洛。《明史》作者張廷玉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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