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由北宋的程頤、程顥兄弟創立，南宋的朱熹是其集大成者。該學派竭力宣揚儒家“大道”，故也被稱為“道學”，因強調“理性”，所以又叫“理學”。
程朱理學主張“格物窮理”“存天理，滅人欲”。朱熹還提出了“致知”和“太極”的觀點，進一步完善了該學說。
明朝中期以來，王陽明心學盛行。在王陽明“心者天地萬物之主”、強調人內心和主觀能動性觀點的基礎上，對程朱理學做了尖銳批判。
李贄提出要保護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地發展，在文學上提倡“童心”，即“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劇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墮地，便為情使”；湯顯祖倡言“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都表現出以情反理的鮮明特征。
王學左派的觀點和思想，使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個體的情感、欲望和本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程朱理學過於嚴格的道德規範和思想束縛。他們強調詩文創作應不受傳統倫理及古人陳法的禁錮與束縛，自由地抒發真情實感。
王陽明（1472年1529年），即王守仁，明朝紹興府餘姚人（今中國浙江餘姚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他出身名門望族，年少時便有四方之誌。
王陽明在早年的求學，先後師從大文學家婁諒和大軍事學家許璋，這兩段經曆猶如璀璨星辰，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
王陽明師從婁諒時，年僅十七歲。婁諒傾囊相授，王陽明如饑似渴地學習，在三年的時間裡，研讀了超過二百部程朱理學的經典，寫下的讀書筆記多達數十萬字。
婁諒，明代理學家。師從吳與弼，繼承朱熹學說，偏於心學，主張主敬“窮理”，中舉後回鄉講學。
他們常常挑燈夜談，對理學的精髓反複琢磨，不下千次的探討讓王陽明的思想愈發深邃。
而拜許璋為師時，王陽明二十出頭，正值青春激昂。在許璋的指導下，王陽明參與了不下五十次的軍事案例剖析，模擬了超過二百場戰爭的布局與指揮。每一次的剖析，他都全神貫注，筆記密密麻麻；每一場模擬，他都仿佛置身戰場，調兵遣將，思索致勝之道。
許璋，明代軍事學家，在軍事戰略、戰術及兵法運用上造詣深厚，將軍事智慧傳授給王陽明，培養了王陽明的軍事才能。
在與婁諒的學習中，婁諒對王陽明在哲學思考和道德觀念的塑造上幫助極大。他引導王陽明深入思考人性、天理，培養了王陽明嚴謹的思維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在許璋這裡，許璋不僅傳授軍事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了王陽明的決斷力和戰略眼光。他教導王陽明在複雜的局勢中迅速洞察關鍵，果斷做出決策。
正是早年師從這兩位大家的經曆，為王陽明日後提出“知行合一”的偉大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
王陽明曾作《蔽月山房》詩，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思維水平。
他問老師何為天下第一等人，認為也許是讀書做聖賢。他還遠赴邊塞遊曆，了解邊境情況，胸懷建功立業之誌。
王陽明12歲就立誌要做“聖人”，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誌向。
1492年，21歲的王陽明為了實踐朱熹所說的“眾物必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與一位姓錢的朋友在父親的官署中對著竹子進行“格物”。
通過觀察和思考來推究竹子所蘊藏的“理”。錢姓朋友從早到晚竭儘心思地割竹子，三天後累倒了。而王陽明選擇繼續堅持，他獨自“格竹”，七天後也大病一場。
經過這次事件，王陽明感歎道“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此後，他對朱熹理學的正統觀點產生了懷疑。
從王陽明的自述“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可以看出，他和錢姓朋友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觀察竹子上，但“早夜去窮格”“竭其心思”等描述也足以體現他們的專注和投入程度。
“格竹”事件後王陽明開始重新思考和探索“格物致知”的真正含義，為他後來提出“心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有人認為這是王陽明對朱熹理學的一次實踐嘗試，雖然沒有直接獲得預期的結果，但引發了他對傳統理學的深入思考；也有人認為這反映了朱熹“格物致知”理論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無論如何，“格竹”都成為了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著名事件，引發了後人對哲學方法和認知理論的諸多探討。
王陽明於弘治十二年，二十八歲時考中進士，從此踏上了仕途。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陽明被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當地匪患嚴重，據史料記載，僅在正德十二年正月到三月，王陽明就指揮軍隊進行了大小戰鬥101novel.com餘次，剿滅山賊數以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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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三個過人之處。其一，不重形式，隻重實質。動用的剿匪部隊主要是機動部隊，人數最多時才一萬餘人。他認為山賊未經專業軍事訓練，野戰能力脆弱，隻要解決他們倚靠的“地利”即可，而一支驍勇善戰的機動部隊就能勝任。
其二，以毒攻毒，以賊攻賊。正規軍較少訓練山地戰，對付山賊草寇往往力不從心。王陽明重用受降的盧珂就是此策略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