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館驛中住著的王文龍聽到李贄對他的評價時忍不住笑了。
李贄認為自己的曆史觀有道理，王文龍的曆史觀也有道理，其實也是一種是非無定的說法——此君到底也還是在推廣自己的理論
笑完之後，王文龍坐下來思索，其實和李贄辯論之時王文龍也沒有儘興，一些話他沒有辦法很好地傳達出來。
他明白李贄的想法：李贄未必不知道自己研究曆史的方法有問題，他隻是想要拿自己對於曆史的解釋去對抗理學家對於曆史的解釋。
但王文龍也知道李贄的這一套學說再有攻擊力都沒有辦法扳倒此時盛行的程朱理學，真正能動到理學根基的還得是後來的考據學派。
所以李贄想要實現自己的理想，非但不能胡亂解釋曆史，反而要更加深刻的去鑽研那些儒家傳統書籍，從這些書籍之中才能找到最有效擊敗程朱理學的武器。
王文龍突然想到了一本書，《尚書古文疏證》這是清代考據學派的開山書籍。
傳說《尚書》是孔子編定的用以教學弟子的文集，原本有一百篇。
漢朝獨尊儒術，需要《尚書》作為教學範本，但是當時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世上已經沒有完整的《尚書》，於是從朝廷到民間都四處訪求，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魏晉時期，最終到了東晉初年，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上了一部最完整的《尚書》，梅賾《尚書》總共有五十八篇：三十三篇是西漢以來的人通過前朝學者口述寫成的《今文尚書》，二十五篇是傳說中從各種角落找出來漢代以前的《古文尚書》。
因為這部《尚書》是漢朝以來的最完整版本，所以一直被後世人所推崇，一直到此時官方修訂的《十三經注疏》之中都使用梅賾的五十八篇版本的《尚書》作為科舉考試、儒家學說的最經典範本，地位無比崇高。
而《尚書古文疏證》這本書做的事情就是：
證明從魏晉開始被儒家學者所推崇的《尚書》之中，那二十五篇《古文尚書》是偽作！
這本書作為清代考據學派的開山之祖，被清朝人譽為“千餘年不傳之絕學”，梁啟超以為“由此書開始，漸開學者疑經之風”。
王文龍越想越心動。
而且寫這種書也挺安全，質疑古文尚書的事情早在千百年前就開始了，朱熹質疑過，本朝的梅鷟質疑過，隻是他們都沒有做到極致而已，《古文尚書疏證》就是在這些前人的質疑上繼續分析，清代文字獄盛行的時候都沒有人能抓到作者的什麼問題，他就更不需要害怕了。
惟一需要解釋的就是王文龍這個一年多前還自稱不通經史的人突然對於尚書這麼有研究。
王文龍思索半晌，鋪開稿紙，將手在火籠上熱的暖了，然後便捉筆開始寫《尚書古文疏證》的序。
“序——讀尚書之惑
小子自西洋歸來，始從中國儒者學易，讀《尚書》中《大誓》，反複思索，心生疑惑。”
“小子讀書雖少，但也記得曾讀墨子《尚同篇》，於其中讀過引用《大誓》‘小人見奸巧’一句，但《尚書》中《大誓》卻無此句言語。”
“墨子生於孔子後、孟子之前，當其時尚未有焚書坑儒之事，且墨子《尚同篇》千古以來都以為乃是真書，並非後人依托，可見寫作《尚同篇》之時世上所流傳之《大誓》該有此語句，而晚出之《古文尚書》獨獨遺落，此非大為可疑之事乎？”
“由此而來，小子對《尚書》不禁頗為好奇，細細查考，疑惑叢生，思之不明，故作此書，以求智能之士解惑也……”
前世《尚書古文疏證》的作者閻若璩寫作此書時還是康熙年間，當時的考據學還沒有完全成熟，所以顏若渠在寫作時隻是將自己找到的一百多條疑點一條一條羅列出來，雖然達到了證偽《古文尚書》的效果，但是在編排上卻還是有些草率。
而王文龍有心促使明代的考據學派發展，於是在寫出閻若璩所給的疑點時將《古文尚書》之中的各種疑點：音韻、訓詁、曆史、地理分門彆類的排列。
《古文尚書》之中的疑點太多了，比如其中《禹貢》一篇所標注的地名許多都在漢武帝以後才出現。
而閻若璩的這些研究方法在後來的考據學派中，也被發展成考據學的輔助學科：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曆史學、地理學、曆算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
彆的不說，就光丟出這些考據學工作方法，就能讓這個時代的儒家學者震撼不已。
考據學的辦法就是用儘所有手段去研究古代文獻。
曆朝曆代的假文獻和錯誤解釋，在這種全方位死盯的研究之下幾乎沒有逃脫可能。
它們或許在一段時間之內可以自圓其說，但是研究下去就會發現種種錯誤。
沒有一個錯誤或偽造的內容可能做到完美的，要不然是會出現那個時代還沒有的字詞、要不然就是出現了當時還沒出生的曆史人物，或者是用了錯誤的地理、日期計算之後根本不對、不同版本之間互相不符合……
隻要拚命考據，整個儒家學說的根子都能被掀起來。
更重要的是《古文尚書》這二十幾篇書是二千餘年來公認不可侵犯之神聖寶典，上至皇帝的經筵，下至蒙館課讀沒有一天不背誦，結果突然被發現全都是假造，必然直接打破許多儒家學者的盲目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