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成聞言瞬間心動，他們蘇州織工行會的能量很大，但每次想要表明態度都隻能使用“叫歇”等激烈方法，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途徑把自己的聲音傳達出去。
每次“叫歇”雖然聲量很大，但是也會造成絲織工人工資的損失，衝擊稅卡更是直接把他給關了進去，雖然葛成覺得這是必要付出的成本，但是這樣的成本能小一些也是最好。
葛成覺得或許有了《蘇州旬報》這樣一條發聲渠道，蘇州織工行會以後就可以更少的進行“叫歇”等抗議，隻要在報紙上表達自己的意願，蘇州方麵也就不得不重視。
葛成思索一陣便點頭說道：“王助教，我必將儘力幫助此事。”
“多謝葛大哥相助。”王文龍連忙感謝。
葛成雖在監獄之中，但名聲在外，他說兩句話蘇州織工行會也必會執行。何況幫助王文龍建立記者站網絡，也不需要出多少工本，葛成主動透過獄卒往外傳消息，王文龍這邊也積極跟各行會接洽，不過用幾天時間，蘇州各大行會都和《蘇州旬報》建立了良好關係。
鄧誌謨掌控之下，《蘇州旬報》便在各個行會之中都發展出記者，及時彙報著蘇州的種種消息。
解決了記者站的事情，《蘇州旬報》的建立工作也告一段落，王文龍再次踏上路程去往南京——王文龍已經當上國子助教個把月卻還沒有上過一天班。
這段時間王文龍也在了解國子監的製度，越了解越感覺這國子監實在像後世的大學，明代國子監也是分學期的，此時稱作六堂四院製，國子監分做：正義、崇誌、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
規則是：通四書未通經者入正義、崇誌、廣業三堂，修業一年半以上文理通暢者，許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又修業一年半以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入率性堂。
生員入率性堂後按積分製修滿學分就能畢業，在朱元璋時期這樣的國子監生畢業之後就可被派往政府部門實習或參加科舉考試。
這一套製度就是針對在洪武初年讀書人奇缺的情況設計出來的專修製度，和科舉是兩條途徑，朱元璋時期國子學畢業生從率性堂畢業許多都能分到官做，可隨著科舉人材的不斷增多，到宣德年間監生基本就不太可能當官了，當時監生在“吏部聽選至萬餘人，有十餘年不得官”。
而到了此時，科舉當官都卷的很，監生當官早成幻想，後來曆史上的汪文言是個監生，按照製度是可以當官的，但實際上他當上中書舍人後卻被全天下以為有暗箱操作。
所以此時的國子監畢業已經沒什麼意義，監生沒考上科舉照樣不太可能當官，南京國子監的大多數學生都在讀書準備科舉，某種意義上國子監也已經變成了一個官辦學堂，實際講學效果不比府學縣學或其他書院要高多少。
這段時間王文龍的八品下文官官袍也做好了。
他穿上官袍戴上烏紗去上班，一進單位就先找到葉向高道：“司業，我可以講課，但隻怕沒能力講解科舉內容。”
葉向高笑道：“建陽你能來開講就已是極大好事，不拘什麼內容。”
聞言王文龍這才放心，道：“那我就儘快開講吧。”
葉向高和王文龍商量，最後把他的講學之日定在了三天以後。
國子監在洪武朝是有嚴格的課程製度的，每月初一十五兩天放假，其他的日子全部安排了“會講”“複講”“背書”等等課業，那是為了培養洪武朝的後備官員，對於紀律的執行也很嚴格。
但到了萬曆年間，這種日程安排基本也就沒用了，會講日沒幾個人會來，有時甚至連老師也不到。
此時王文龍要進行會講的消息一傳開，卻是許多年沒有的國子監講學大場麵，許多監生都想來聽聽。
到王文龍講課當日，葉向高就看到場的學生越來越多，漸漸臉露驚訝。
原本國子監會講能來個三五百人，就算不錯，而現在到場人數就已經超過六百。
原本王文龍的講課地點是在國子監西邊的廣業堂，但葉向高很快發現廣業堂窄小，來的人太多根本坐不下。
為了避免人多擁擠出事，葉向高忙把會講地點改到了東邊的東講堂。
這地方平日裡是做集會、祭孔之事用的，屋子很大。
但這天來的學生太多，等人都坐齊了之後東講堂都還是顯得狹小，有許多人都得站在走廊裡聽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