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承大統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冬天，對於清朝來說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季節。這一年，年輕的同治皇帝不幸病逝，享年僅十九歲，且未留下子嗣。這使得清王朝麵臨著一個嚴重的繼承危機，因為同治帝是鹹豐帝唯一的兒子，他的去世意味著鹹豐一係的血脈中斷。
同治帝駕崩的消息傳開後，一場關於皇位繼承人的討論迅速展開。慈禧太後，作為同治帝的母親，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她主持下，一場緊急會議在養心殿召開，與會者包括了同治帝的幾位親叔叔以及朝廷中的重要大臣們。在這次會議上，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意見，有的提出應該從遠支宗室中選擇一位繼承人，但是慈禧堅決反對這一提議，認為遠支的親緣關係不足以保證其對皇權的忠誠和支持。
最終，慈禧選擇了自己的外甥、醇親王奕譞的次子載湉作為新的皇位繼承人。這一決定不僅是因為血緣上的親近，更重要的是，慈禧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年幼的皇帝來繼續掌控朝政。當時隻有四歲的載湉成為了清朝的新君主，即後來的光緒帝。
這一決定對醇親王奕譞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在聽到消息後悲痛欲絕，甚至當場昏厥。然而，無論是出於對慈禧太後的敬畏還是對現實情況的無奈接受，奕譞最終接受了這一結果。
隨著光緒帝的登基，慈禧太後與慈安太後開始了共同垂簾聽政的時代。慈安太後居住在東六宮的鐘粹宮，被稱為“東太後”，而慈禧則居住在西六宮的長春宮，被稱為“西太後”。年輕的光緒帝則住在養心殿，開始了他的統治生涯。
醇王府因載湉的登基而成為了一處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後來被稱為南府。而奕譞本人也被賜予了新的王府，位於後海北沿，稱為北府。
二、少帝時期
光緒元年至光緒十二年間，是晚清曆史上重要的過渡期。這段時間見證了小皇帝載湉的成長，以及一係列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清軍收複新疆、中法戰爭等。
光緒元年（1875年），年僅四歲（實際年齡不足四歲）的載湉正式登基，由慈禧太後和慈安太後共同垂簾聽政。載湉的即位標誌著清朝進入了新的統治階段，儘管他年紀尚幼，但象征著皇權的延續。這一年，清廷內部經曆了人事調整，同時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如英國通過馬嘉理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台條約》，進一步侵蝕了中國的主權。
隨著光緒帝逐漸長大，他的教育問題成為焦點。光緒二年（1876年），載湉開始在毓慶宮接受教育，由翁同龢和夏同善擔任老師。載湉勤奮好學，得到了慈禧太後的讚賞。然而，他的成長過程中，親情與君臣之禮之間的衝突也逐漸顯現。
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清廷在左宗棠的領導下成功收複了新疆，這是清朝對外擴張的一次重大勝利，鞏固了邊疆的安全。左宗棠也因此被封為二等侯，彰顯了他在軍事上的貢獻。
進入光緒五至七年（18791881年），國際形勢變得更為複雜。日本占領琉球群島，將其更名為衝繩，並將琉球國王尚泰流放至東京，這是東亞地區權力結構變化的一個標誌。同時，清廷與俄國在伊犁問題上的交涉也十分緊張，最終派遣曾紀澤前往俄國重新談判條約。
到了光緒九年（1883年），法國入侵越南，中法戰爭爆發。清廷命令李鴻章回到北洋部署海防，加強了對法軍的防禦。戰爭期間，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在河內取得了勝利，展示了中國人民抵抗外來侵略的決心。
光緒十年至十一年（18841885年），中法戰爭持續進行，最終以法軍的撤退告終。這一時期，慈禧太後對朝廷進行了大規模的人事調整，如罷免了恭親王奕欣的職務。此外，新疆被正式建為行省，台灣也升格為行省，顯示出清廷對邊疆管理的重視。
光緒十二年（1886年），載湉虛歲十六，根據傳統觀念，他已經具備了處理政務的能力。這一年，清廷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任命醇親王奕譞負責海軍事務
三、親政波折
光緒帝的親政之路充滿了曲折與挑戰。早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後在表麵上宣布了光緒帝即將親政的消息，但實際上，她已經在為親政後的控製權做準備。醇親王奕譞作為慈禧的心腹，很快領會了太後的意圖，並在慈禧發布親政公告後不久，就提出了所謂的“訓政”模式，即所有的決策都需要先得到慈禧太後的指示，然後再由皇帝執行。這種模式實質上與之前的垂簾聽政並無太大區彆，依然保持了慈禧對朝廷的絕對控製。
光緒十三年（1887年），光緒帝開始所謂的“親政”，但實際上，他的一切行動仍舊受到慈禧太後的嚴密監控。慈禧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對光緒帝的影響，還將自己的侄女葉赫那拉氏嫁給了光緒帝，後者成為皇後，也就是後來的隆裕太後。通過這樣的安排，慈禧確保了即使在名義上歸政之後，她仍然可以通過家庭紐帶來影響甚至是控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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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後終於在形式上完成了歸政程序。然而，慈禧並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是搬到了頤和園，繼續保持著對朝政的影響。為了確保光緒帝不會脫離她的掌控，慈禧在人事任命上依然傾向於那些對她忠誠的大臣，導致光緒帝親政初期麵對的幾乎是慈禧聽政與訓政時期的舊班底。
為了隨時掌握光緒帝的情況，慈禧甚至要求將光緒帝的書房移至頤和園附近，並規定光緒帝每天都要到頤和園向她請安彙報工作。這種安排實際上是對光緒帝親政權的一種限製，使得他在處理政務時不得不考慮慈禧的意見。
儘管如此，隨著光緒帝逐漸成熟，他開始嘗試展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光緒帝與慈禧太後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日益加劇，尤其是在涉及國家改革和發展方向的問題上。慈禧雖然試圖繼續控製光緒帝，但這位年輕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開始尋求自主，這種努力與慈禧的保守立場產生了衝突。
四、拒和主戰
光緒十六年（1890年），隨著駐美公使張蔭桓的歸來，光緒帝對西方世界有了更深的認識。他開始思考如何改變中國的積貧積弱狀況，特彆是讀了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之後，萌發了改革的念頭。與此同時，光緒帝對日本明治維新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索取了駐日公使參讚黃遵憲的《日本國誌》，試圖從中汲取改革的經驗。
然而，改革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光緒二十年（1894年），隨著甲午戰爭的爆發，中日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借口，增兵朝鮮，並蓄意挑起中日戰爭。麵對日本的挑釁，光緒帝及支持他的帝黨成員從中華民族利益出發，認識到了戰爭的嚴重性，積極籌備抗戰，並多次下詔令李鴻章等大臣做好戰鬥準備，反對李鴻章請求列強調停的做法。
同年六月，光緒帝下令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參與軍機處事宜，共同商討對策。會上，翁、李二人提出了備戰禦敵的建議，並得到了認可。然而，日本方麵早已做好了戰爭準備，並在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襲擊了“高升”號輪船，引發了豐島海戰，麵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朝野上下呼籲抗擊的聲音越來越高漲，光緒帝也決定對日宣戰。
然而，儘管光緒帝多次下令加強軍事部署，但由於種種原因，前線作戰並不順利。中國軍隊在牙山、平壤等地接連失利，尤其是威海衛戰役中，北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這使得清廷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局麵。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清廷最終接受了戰敗的事實。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在日本與日方草簽了《馬關條約》。由於條約內容苛刻，光緒帝表示無法接受，但最終在慈禧太後的壓力下，被迫簽字批準了條約。條約的簽署不僅標誌著甲午戰爭的結束，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屈辱和損失。
條約簽訂後不久，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們，發起了著名的“公車上書”，呼籲拒和、遷都、變法。這份上書最終送到了光緒帝手中，引起了他對變法自強的強烈共鳴。光緒帝命令將上書內容抄錄副本，並分發給有關人員和部門討論，這表明他有意推動改革，以求雪恥自強。
然而，改革的道路並不平坦。儘管光緒帝支持變法，但在保守勢力的強大阻撓下，真正的改革並未能夠全麵展開。儘管如此，“公車上書”和隨後成立的“強學會”依然為中國未來的改革種下了希望的種子。
五、求變圖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