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記載，屈原“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誌焉”。意思是，屈原不忘懷念君王，複興國家，扭轉乾坤，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達此種情誌。
儘管屈原忠心耿耿，情誌拳拳，卻始終無法一展抱負，滿腔愛國之情卻無處施展。屈原很愛國，他感情豐富心思細膩，為國家的衰微感到痛惜。一個感情豐富且心思細膩的人長期遭遇排擠，借助才氣，不免要發發牢騷。
屈原認為，楚懷王不用忠臣，一味聽信張儀、上官大夫和子蘭之言才導致軍隊慘敗，丟失土地，最後落得客死他鄉的下場。
於是屈原作文章大發牢騷抱怨子蘭，子蘭大怒，命上官大夫中傷屈原。幾個掌權的人合力整治一個無權的人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的煽風點火下，頃襄王偏聽偏信，屈原就被放逐了。
一片忠心卻接連遭受貶退、流放、放逐，就算堅毅如鐵的人也會有灰心的一刻。被放逐的屈原來到汨羅江畔，披頭散發，步履搖搖，一邊走一邊吟歎，真是“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蘇秦遊說秦國不成，歸家時顏色憔悴。那時的蘇秦還不知道家人拋棄了他，現在的屈原卻感覺到整個世界都拋棄了他。對屈原這種深懷理想的人而言，如果不能實現理想，寧願死得清白。
一位漁夫見到屈原，問他為什麼到汨羅江。屈原心痛地說了幾句話——“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一句，將賢才被棄的失意、痛心表達得淋漓儘致。
漁夫告訴屈原，“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而屈原回複漁夫，“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夫對屈原說，如果一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最高境界，他對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而是隨著世俗風氣而改變。既然全社會的人都汙濁，就應該隨波逐流，甚至推波助瀾；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就應該陪他們大喝痛喝，甚至吃酒糟。
但理想是不甘於向現實拜服的，屈原說，剛洗過頭的人，一定要彈去帽子上的灰塵；剛洗乾淨身子的人，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塵。如果一個人是乾乾淨淨的，怎麼能容忍塵垢沾染呢？
由此可見屈原品行之高尚。屈原品行高潔，寧願做一塊破碎的美玉，不肯掉落泥塵遭受汙染。齊王卻隻要能夠保全自己，即使當一塊烏黑油膩的瓦片也甘願。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就這樣凸顯了出來。
最後，屈原表示，寧可投江而死，葬身魚腹，也不願讓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汙辱。話都說到這個地步，屈原死誌已決，無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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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淼淼江水，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屈原寫了一篇《懷沙》。在《懷沙》中，屈原說“撫情效誌兮，府詘以自抑”。意思是，摸著心胸自省，並沒有一絲過錯，儘管蒙冤受屈接連遭受壓抑，內心也毫無畏懼。寫完《懷沙》，屈原懷抱大石，“噗通”一聲跳入江水中，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辭賦大家作彆紛亂的戰國。
屈原自殺，究其原因原因是懷才不遇。如果用曆史的眼光看待，是生不逢時。縱觀中國曆史，生不逢時的人很多，例如司馬遷、賈誼、李商隱等，比比皆是。
作為懷才不遇的人，司馬遷老先生寫了一篇《悲士不遇賦》，起筆句就是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
細讀曆史，真是“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蘇軾《屈原塔》）
隨後便是額外的知識拓展。
關於《漁父》的作者，曆來說法不一。最早認定為屈原作的，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楚辭章旬》是在西漢末年劉向編的《楚辭》的基礎上作注。在《楚辭》中，《漁父》已作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據此，則認定屈原作《漁父》，又可上推至劉向時。後世認同屈原作《漁父》，影響較大的有南朝梁代蕭統編的《昭明文選》和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但此說漏洞頗多。從外證來說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引述《漁父》文字時，隻是作為行文的一部分，而並非作為屈原的原作轉引。王逸《楚辭章句》在明確指出“《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後，又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則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從內證來說，《漁父》中的屈原表示“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以下當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緒用輕鬆的筆調續寫“莞爾而笑”的漁父。何況全文采用第三人稱，亦與屈原作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認為此文並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說“《漁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賦今譯》按之作品的實際，這一推斷還是比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開始露麵。文章交待了故事發生的背景、環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況。時間是在“既放”之後，即屈原因堅持愛國的政治主張遭到楚頃襄王的放逐之後；地點是在“江潭”、“澤畔”，從下文“寧赴湘流”四字看來，當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間的某一江邊、澤畔；其時屈原的情況是正心事重重，一邊走一邊口中念念有詞。文中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畫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銷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體。在這部分中，漁父上場，並開始了與屈原的問答。對漁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寫出他心中的兩個疑問。一問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閭大夫與?”屈原曾任楚國的三閭大夫官名，顯然漁父認出了屈原，便用反問以認定身份。第二問才是問話的重點所在“何故至於斯?”落魄到這地步，當是漁父所沒有料想到的。由此一問，引出屈原的答話，並進而展開彼此間的思想交鋒。屈原說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即自己與眾不同，獨來獨往，不苟合，不妥協。由此引出漁父的進一步的議論。針對屈原的自是、自信，漁父提出，應該學習“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榜樣，並以三個反問句啟發屈原“淈泥揚波”、“哺糟歠釃”，走一條與世浮沉、遠害全身的自我保護的道路。他認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舉”，從思想到行為無不高標獨立，以致為自己招來流放之禍。漁父是一位隱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實信徒。老子說“和其光，同其塵。”《老子》莊子說“虛而委蛇。”《莊子·應帝王》，後世成語作“虛與委蛇”漁父所取的人生哲學、處世態度，正是從老莊那裡繼承過來的。他所標舉的“聖人”，指的正是老、莊一類人物。儒家的大聖人則說“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堅持“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九歌·橘頌》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對於漁父的“忠告”當然是格格不入的。他義正辭嚴地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張。他以“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的兩個淺近、形象的比喻，說明自己潔身自好、決不同流合汙的態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汙的兩個反問句，表明了自己“寧赴湘流”，不惜犧牲性命也要堅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離騷》中就曾旗幟鮮明地表示過“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漁父》中的屈原，正是這樣一個始終不渝地堅持理想、不惜舍生取義的生活中的強者。司馬遷將《漁父》的文字作為史料載入屈原的傳記中，當也是有見於所寫內容的真實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貫之的思想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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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的最後一部分，筆墨集中在漁父一人身上。聽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漁父“莞爾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滄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這部分對漁父的描寫十分傳神。屈原不聽他的忠告，他不慍不怒，不強人所難，以隱者的超然姿態心平氣和地與屈原分道揚鑣。他唱的歌，後人稱之為《漁父歌》宋人郭茂倩《樂府集》第八十三卷將此歌作為《漁父歌》的“古辭”收入，也《滄浪歌》或《孺子歌》。歌詞以“水清”與“水濁”比喻世道的清明與黑暗。所謂水清可以洗帽纓、水濁可以洗腳，大意仍然是上文“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意思，這是漁父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的一種較為形象化的說法。
最後這一部分，不見於《史記》屈原本傳中。從全篇結構來說，這一部分卻是不可或缺的它進一步渲染了漁父的形象；漁父無言而彆、唱歌遠去的結尾，也使全文獲得了悠遠的情韻。不少研究者認為《漁父》這篇作品是歌頌屈原的。但從全文的描寫、尤其是從這一結尾中，似乎很難看出作者有專門褒美屈原、貶抑漁父的意思。《漁父》的價值在於相當準確地寫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與此同時，還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隱者形象。後世眾多詩賦詞曲作品中吟嘯煙霞的漁釣隱者形象，從文學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楚辭中的這篇《漁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對屈原與漁父的感情傾向孰輕孰重，倒不妨認為他比較傾向於作為隱者典型的漁父。
《漁父》是一篇可讀性很強的優美的散文。開頭寫屈原，結尾寫漁父，都著墨不多而十分傳神；中間采用對話體，多用比喻、反問，生動、形象而又富於哲理性。從文體的角度看，在楚辭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問答體，與後來的漢賦的寫法已比較接近。前人說漢賦“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在文體演變史上，《漁父》無疑是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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